失業率該輪到央行來管了

12月12日，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奇宣布聯準將一直保持利率近零，直到失業率降到6.5％。

柏南奇的話標誌著聯準會第一次將其利率政策與就業數字目標掛鉤。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突破，包括歐洲央行在內的其他央行應該效仿。

因為貨幣政策設定的目標不同，各國央行的權限也不同。所有央行的目標都包括價格穩定，不少央行還加上了總體經濟狀況（包括成長、就業或是金融穩定）內容。一些國家給予央行單方面決定通膨目標的權力，一些國家則要求央行與政府合作設定這一目標。

但是，近年來從未有主要國家的央行設定就業數字目標。這應該發生改變，因為先進國家所面臨的就業挑戰規模日益顯著。疲軟的勞動力市場、低通膨和債務，意味著需要將各項任務的優先性來一次徹底的重新排序。在日本，即將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也釋放出同樣的信號。

全球價值鏈擴大，將數億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以及勞動力節約技術（如自動化）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這意味著藉由工資上漲來提高通膨，幾乎不可能發生。類似地，長期債券市場表明，通膨預期極低（當然，利率在人們感覺存在主權違約風險和重新計價風險時會有所增加，南歐便是明證，但這和通膨無關）。此外，如果通膨在未來數年略有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去槓桿化也會更加容易，IMF在一年前就鼓勵討論這樣做。

除了這些考慮，決策者還應該考慮高失業帶來的巨大人力和經濟成本，包括數百萬對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技能損失、一整代人喪失機會、閒置人力資源的平白浪費等。

最需要重新排序重要任務的地方，非歐元區莫屬。奇怪的是，設定通膨目標的是美國聯準會而不是歐洲央行。美國失業率已降至7.7％，而歐元區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近12％。

如果歐洲央行的通膨目標是3％而不是接近但低於2％，且世界最大經常帳盈餘國德國將工資提高6%，並容忍4%的通膨（這意味著真實工資成長略高於預期生產率成長），則歐元區調整過程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將會更小。

事實上，北歐的政策算盤大大地低估了過度緊縮和工資通縮給南歐造成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隨之而來的年輕人高失業率、醫療問題和產能閒置也對北歐出口商品需求帶來了巨大衝擊。

歐洲央行的法定權力允許這樣的任務優先順序重排，因為《歐盟運行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價格穩定』」，而對於強調就業的歐元區總體經濟政策，該條約另有條文規定。

此外，歐洲央行有設定泛歐元區通膨目標的權力，可以在兩三年內將其設在較高水平而不違反條約。真正的問題在於德國的政治態度。然而，20世紀初惡性通膨的記憶，似乎比20世紀30年代初大規模失業的記憶更為慘痛，儘管後者才是導致納粹上台的原因。或許即將到來的德國選舉將讓進步力量澄清德國和歐洲——事實上是全世界——所面臨的危機。

從全球角度看，所有這些都沒有消除長期通膨的危險。在大部分時候的大部分國家，通膨都應該維持在極低水平，央行也應該通過穩定的長期目標錨定通膨預期。此外，貨幣政策不可能長期代替結構性改革。長期零真實利率會帶來資產泡沫、資源配置不當和意料之外的收入不平等等風險，最近的歷史（不僅僅是美國和日本）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在未來2～3年，特別是在歐洲，去槓桿化的需要、高失業率的成本以及社會崩潰的風險，讓美國聯準會所宣布的臨時性失業率目標顯得極為合理。

作者簡介＿凱梅爾．德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