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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連任後,立刻將注意力轉向控制美國節節攀升的國家債務問題。事實上,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在實施減少公債規模的政策,至少不能再讓公債繼續上升。
在他們廣為引用的《債務時代的增長》(Growth in a Time of Debt)一書中,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指出,當政府債務突破GDP的90%時,國家就會遭受經濟成長減速。許多西方國家的國民債務距離這一門檻已相當接近,不少國家更是已經超出。
事實上,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的數據,到今年年底,美國公債/GDP比率將攀升至108.6%。歐元區公債水平將達到GDP的99.1%,其中法國的公債/GDP比率將達到105.55%。英國的公債/GDP比率將為104.2%。即使最守紀律的德國預計也將逼近90%的門檻,達到88.5%。
各國可以藉著降低預算赤字或實現基本盈餘(財政餘額減去債務利息)降低國民債務水平。要達到這一目標,可以從增稅、削減政府支出、加快經濟成長,或以上三者的結合實現。
當經濟開始成長時,隨著更多人開始工作賺錢,納稅額會上升,申領失業救濟等政府福利者會減少。收入增加和支出減少雙管齊下,預算赤字就會開始降低。
但在經濟成長緩慢的時後,決策者的選擇範圍極其有限。增稅不但會被民眾反對;同時也不利於生產,因為許多國家的稅負已經相當高了。但削減支出,也很難獲民眾支持。結果,許多西方決策者只能尋找替代方案——其中很多可以歸類為「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
當政府採取措施將自由市場條件下會流向他處的資金引導到自己手中時,金融壓制就發生了。比如,許多政府實施了銀行和保險公司監管,增加了後兩者所持有的政府債務數量。
同時,西方各大央行在使用另一種金融壓制——維持實際利率為負,這讓它們能夠免費地維持債務。歐洲央行的政策利率維持在0.75%,而歐元區年通貨膨脹率為2.5%。類似地,英格蘭銀行政策利率只有0.5%,而其通貨膨脹率在2%以上。在美國,通膨率也超過2%,而聯準會的利率仍維持在0~0.15%的歷史低點。
此外,由於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和聯準會正在涉足資本市場——美國和英國以「量化寬鬆」的方式,歐元區的歐洲央行以「直接貨幣交易」(OMT)的方式——長期真實利率也呈現出負水平(美國30年期真實利率雖然為正,但比零高不了多少)。
這些措施誘導、而非強迫銀行投資政府債券,屬於「軟」金融壓制。但政府可以超越這些手段,要求金融機構維持或增持政府債務,2009年英國金融服務局便如此做過。
類似地,2011年,西班牙銀行的政府貸款數量增加了將近15%,而與此同時,私人部門貸款量在減少,西班牙政府的信譽也在走下坡路。一位義大利銀行業資深人士曾說,意大利銀行會被財政部追殺,如果它們膽敢出售所持有的政府債務的話。某葡萄牙銀行家也說,儘管銀行應該減少持有高風險的政府債務,政府卻在強迫他們買入更多。
此外,在許多國家(包括法國、愛爾蘭和葡萄牙),為了借錢給財政赤字補洞,政府還把手伸向了養老基金。英國也即將採取類似措施,「允許」地方政府養老基金投資基礎建設項目。
曾幾何時,直接或間接的貨幣融資被視為央行最大的犯罪之一。QE和OMT無非是披著新衣的老罪行。這類央行政策與巴塞爾協議III兩者一起,意味著金融壓制至少將在未來十年繼續決定經濟圖景。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