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 打仗真的解決不了事情

美國總統歐巴馬已宣誓要為美國前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被殺報仇。這個仇應該如何報還不得而知，歷史先例在這方面沒什麼指導意義。

1864年，阿比西尼亞皇帝在當時的首都抹大拉（Magdala）綁架了英國領事和幾位傳教士。三年後，皇帝西奧多（Tewodros）仍拒絕放人，結果英國派遣了一支1萬3千名作戰人員、2萬6 千名後勤人員和44頭大象的遠征軍。

在《青尼羅河》（The Blue Nile）一書中，莫爾赫（Alan Moorehead）寫道，遠征軍先參加了壯行儀式和免不了的維多利亞時期國宴，與冗長的講話「先博鬥了一場」。這是一次可怕的遠征。在山區行進了三個月後，英國人才到達抹大拉，解救了人質，將阿比西尼亞首都焚為焦土。西奧多皇帝自殺，英國人撤軍，指揮官、陸軍中將羅伯特·納皮爾（Robert Napier）爵士被稱為抹大拉的納皮爾男爵。

當今超級大國走的也是類似的路，針對孱弱的反對者，超級大國口氣強硬，但最後結果總是不能令人信服。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越南用兵5​​0萬人，但在1975年撤軍後，北越還是佔領了南越。1987年，俄羅斯向阿富汗派遣了10萬大軍，結果在九年的戰爭後仍不能讓阿富汗屈服。

25年後的今天，在花掉5千億美元後，大約10萬北約部隊——主要是美軍——也要離開阿富汗了，而塔利班仍然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

歷史經驗明白無誤地表明，大國可能輸掉小戰爭。如果大規模動武無效，出於利益和道德責任而不得不出手干預小國事務的大國，如何才能勝利呢？

龐德科沃（Gillo Pontecorvo）1966年的經典電影《阿爾及爾戰役》（The Battle of Algiers）道出了殖民勢力面臨的兩難。FLN（國民解放陣線）反抗法國統治的起義爆發於1954年，以刺殺警察為開端。一開始，法國人以正統手段應對——增加警力、宵禁、戒嚴令等——但在雙方暴行不斷的刺激下，動亂還是蔓延開來。

1957年，法國派遣了傘兵部隊。影片中的指揮官馬蒂厄上校解釋了法國看待當時情況的邏輯。打擊起義軍並不是要用「無用」的鎮壓手段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而是擊潰FLN的指揮結構，讓他們成為失去首腦的群氓。

於是他要求用嚴刑拷打套出FLN頭目的下落，並繼之以抓捕和刺殺。嚴刑拷打是非法的，上校解釋說，「如果你不想法國人離開，你就必須接受這個結果。」

馬蒂厄上校是反起義的無名英雄：將針對目標國家的出兵規模降至最低，派遣人員主要是情報機構（如中央情報局）和「特別部隊」人員。通過「引渡」，被抓獲的嫌疑人可以轉送至友邦政府進行拷問，再根據獲得情報完整的「刺殺名單」。

即使將道德和法律問題放在一邊（當然我們絕不能這樣做）嚴刑拷打和暗殺策略是否能夠達成平息叛亂的目的也值得懷疑。

反起義戰略的另一半，是贏得極易受到恐怖主義宣傳蠱惑的「民心」。在越南，美國人藉由分發消費品和建設基礎設施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如法炮製。爭取民心顯然較轟炸和射殺本地居民而言是一大進步。

如今，國際社會對它們所進行的「戰爭」的性質也存在類似的誤解。沒有哪個世界級恐怖組織只有一個首腦。從基地組織仍然存在這一事實看，它根本就是一個九頭蛇怪，舊頭被斬立刻可以生出新頭。試圖用西方商品來爭取贏得「民心」只會腐化這些被西方扶植的政府，讓它們信譽掃地。越南就是明證，如今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在走這條路。

我們正逐漸但又不可避免地被迫意識到，從很大程度上說，與我們戰鬥的人民將不得不接收我們留下的焦土。畢竟，他們戰鬥是為了爭取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不當）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自治政府總是比好政府更好，這是法國大革命留給我們的遺毒。

作者簡介_羅伯特·斯吉德爾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