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不應該教你「恨人是錯的！」被霸凌，還要強迫自己原諒加害者，根本是一種偽善

校慶接近了，全校都緊鑼密鼓地準備著，11月的天氣開始轉涼，圍牆外的樹梢也悄悄換上土黃色的新衣。這天下午的班會，沒有平時午後昏昏欲睡的氛圍，孔小雨站上講台，手拿她畫的服裝設計圖，正在跟全班大肆宣揚自己的園遊會及校慶遊行規劃。

當她解釋完她的華麗企劃時，剛剛在底下傳閱的分工名條也正好傳完交到她手上，她斜眼一睨，便惡狠狠地高聲疾呼：「我們班只有41個人對吧？（事實上是42人）有一個人就是不願意幫忙做事，她從今以後不算我們班的。」

那個沒有勾選分工選項的人，是我。

我不是不願意幫忙，而是根本不知道名條上寫的那些工作選項內容到底是什麼。

這陣子剛好是高中的國語文競賽，每個班級都要派出一個人接受訓練。我們班沒有人願意參加，剛好我也想練口才，便自願參加演講比賽的培訓。練習時間都是班會時段，因此完全不了解她們以前討論的進度。

加上我是學校醫護小天使的成員，早自修及中午時間多半要去保健中心值勤，連班上同學課餘時間的討論，我都聽不到風聲。更別說，我本來就是個相當安靜、無存在感，又沒什麼朋友的獨行俠，有如停留在灰暗牆面上褪去顏色的一抹蚊子血。

這天班會進行到一半，我的演講訓練才剛結束，一進教室就傳到那張分工名條，為了不要干擾傳閱的進度，便先往下傳，打算下課後再詢問其他同學工作細節。但我還來不及等到下課，孔同學就在講台上，站在全班的面前，把我「驅逐出境」了。

不過，這不是她第一次欺負我，也不是最後一次。

我們班的座位是可以自己選擇的，反正先抽籤完，有人願意跟妳換就可以自由調動。所以最後都是好朋友們結成一群坐在一起，而全班也從講台劃開一條陰陽界，靠近陽台的是性格安靜、認真念書，準備拚台大或醫科的學生；接近走廊那側，是個性較為活潑，平常講話比較大聲，也較貪玩的同學，而她們自稱為「搖滾區」。

有一次班會，導師在講台前憂心忡忡地說，他接到家長來電反應說，班上太過吵鬧，還有同學很愛罵三字經，導師接著說：「妳們都快要升高三了，要收心準備學測，班上盡量保持安靜。還有，校訓是忠勤嫻淑耶，妳們都是女生，留點口德好嗎？不要沒事又把髒話掛在嘴邊。」

導師訓話完之後，由孔同學帶領的搖滾區並沒有收斂，表面上她們把音量降低，減少說髒話的次數，但心裡仍舊很不服氣。每當我離開教室到走廊丟垃圾或洗手，孔小雨與她的副手楊雪晴就會兩邊夾擊我，如唱雙簧般的對話──

「幹，這怎麼那麼討厭啦！」孔小雨說。

「噓～妳忘了不能說髒話喔！」楊雪晴說。

「對吼，不然有人會跟老師打小報告。」

「是啊，要說話端莊一點。」

幾天之後，孔小雨就寫了一張A3大小的「罪狀書」給我，依稀記得開頭寫著：「妳爸媽養妳17年，難道不知道妳是怎麼樣的人嗎？…有種不爽我們，就直接來跟我們講啊，還找爸媽打電話給導師，讓他在班會上教訓我們？他那樣講，有誰不知道是在說我們？我們的面子要往哪裡放？…（中間穿插許多污辱跟謾罵）

這一封信是我一個人寫的，妳要算帳的話，找我就好了！不要牽連搖滾區。孔小雨 （簽名蓋章）」

我當下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讀完那封罪狀書後，往她的桌面一丟：「打電話給老師的人不是我爸媽，還有，做錯事的是妳們，不關我的事。」

但我話一說完，便衝到教室外面哭了，因為我的爸媽從來不會關心我的學校生活，每次請他們簽聯絡簿，就拿印章叫我自己蓋，請他們來家長會，老說沒空。他們怎麼可能打電話請導師給我一個好的讀書環境？更何況，這些事都不是我做的。為什麼是責怪我？還有，孔小雨自己做錯事為什麼不檢討自己，要檢討我？

我心裡亂成一團。那時候，班上的林雅茹走到我面前抱住我，拍拍我的背，一直說：「沒事的，沒事的。」雖然她撫慰了我當下潰堤的情緒，但我們始終不是朋友，之後有心事或困難，仍無法求助於她。

過沒多久，我就後悔了，一個邪惡的想法浮現在腦海：我不該負氣把那張罪狀書丟回去的，應該留下來，拿去法院告她，或許她就會被迫退學，或是考不上理想的醫學院。

有一次醫護小天使的劉怡欣跟我說，妳們班的許倩雯跑來我們班吃午餐，跟大家說我的「心機很重，很賤」，我們學校一屆就有八百多人，21個班，我跟劉怡欣的班級相距非常遠。我與這位許倩雯並不熟，同班一年連招呼都沒打過，而許倩雯的朋友，根本不認識我。我不知道我哪裡得罪她了，讓她這樣四處散布關於我的謠言。

唯一的可能是，許倩雯是搖滾區的成員。

到了高二下學期，我開始接受諮商輔導，所以班會時間便會到輔導中心，太過難受的時候，會請假在家休息。

這時候，大家的升學壓力逐漸加重，沒有人願意擔任班級幹部，而我請假那天，剛好在票選這學期的幹部。隔天，回到學校上課，發現我成了資訊股長。我從小就是個3C白癡，比英文課更痛恨的就是資訊課，怎麼會選我呢？我滿臉狐疑地看著郭采琳，因為我們家住得近，放學會一起走路去捷運站搭車，我以為我們算朋友。

郭采琳說：「因為孔小雨提名妳，又沒有其他人提名，所以妳就當選了。」

「那妳為什麼不幫我？明明知道我不適合的。」我哽咽地說。

「我幫不了妳…因為如果我幫妳，她下次傷害的可能就是我。」

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世態炎涼。

「全班，都是幫凶，都是加害者。我恨妳們，全部！」我當下如此絕望。

因為霸凌事件，我被迫轉至二類組（因為學校規定不能轉班）。

這件事更加打擊了我原本就敏感又悲觀的性格，而被診斷憂鬱症。那段日子我不斷自我反省，找尋我被霸凌的原因。也許是我成績太差？個性太糟？或者長得太醜？

到底我做錯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我深深相信，無風不起浪，如果我沒犯錯，她不可能無緣無故欺負我。而這樣不斷的反芻思考，也讓我憂鬱的情形益發嚴重。

多年以後，在心理系的課堂上，我才明白，淪為受害者並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被霸凌只是因為施暴者「看上你」，想欺負你而已。因為你朋友少，沒有反抗的能力；因為你自卑脆弱，對你施暴容易獲得成就感。而班上一半的擁護者，以及另一半沉默的目擊者，亦彰顯了施暴者的社交能耐與同儕的支持度，一再讓霸凌行為終致失控潰堤。

而且那當下，我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霸凌」。我只曉得，自己跟同學處不好，沒有朋友，課業有問題無法求助，中午沒人陪我吃飯，孔小雨處處為難我，我很難受，僅此而已。

我以為所謂的霸凌，是被關到廁所，或是被拿棍棒打到鼻青眼腫之類的肢體暴力才算。畢竟，她們只是散播謠言、叫大家不要跟我當朋友、或是寫毀謗信而已。

無法幫自己貼上「被欺負」的標籤，使我內心更難受。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無法正大光明的跟老師或家長說：「我被霸凌了，請關心我，救救我。」我不知道正在被欺負，我不知道這不是我的錯，只曉得心像被刀剮了千百回。

那時候父親被派駐在外島工作，一整年都沒有回家。我跟母親說，我很痛苦，不想去學校。她完全沒有意識到我被霸凌的可能，只當是學業壓力太大，叫我不要對成績患得患失。

然而一想到要上學，就覺得好痛苦。有幾次從捷運中央公園站走到學校的路途上，經過中華四路的時候，會暫時失去意識，呆立在車陣中央，等回復意識時，好幾輛車從我身邊擦肩而過。不過我不在意，如果被撞死了，也不錯。

對於我被霸凌的事件，導師是看在眼裡的，但他沒有做任何處置，他自己正在接受憂鬱症治療，所以無心顧及我吧。其他老師也被升學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在班級與辦公室之間、考卷與作業之間奔波。在升學至上的高壓環境裡，沒有人輕鬆，誰都是弱者。或許，我們都是體制的受害者。

然而弱者中的弱者，不正是身處其中，連為自己發聲都無法的孩子？當人們用自以為是的評價去否決孩子的呼救時，久了，他們就放棄掙扎、放棄自己了。

事情還沒有結束。

原本我以為上了大學，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一切重新開始，可以交到新的朋友，替自己塑造一個新的個性去生活。

但是，當我升上大二，擔任校友會幹部，在瀏覽新生名單時，竟然看到那個令我懼怕的名字──孔小雨。她大學重考進了台師大，成為我的「學妹」。

我焦慮難安，生怕她又開始慫恿大學的同學排擠我。那時校友會一個女生告訴我：「別怕，高中她能欺負妳，是因為大家還沒有機會認識妳，就先被她洗腦了。現在，她不能欺負妳！」

因為太過惶恐，我尋求心理師的協助，她告訴我：「妳不能去傷害她，否則妳也成為霸凌者。但妳沒必要原諒她，妳有討厭她的權利！」聽到這句話，才讓我放下心裡的重擔。

一直以來，總覺得「恨人是不對的」，她明明傷害我，我卻不能恨她，讓我備受煎熬。現在我才知道，我有恨她的權利。我不會主動對她發出攻擊，但我沒必要強迫自己很有度量的原諒她。

我還是很感謝認真教過我的高中老師，給過我關懷的同學。更希望能讓大家了解，並不是在一群會讀書的聰明學生匯聚的地方，就不存在霸凌的陰影。若你正身處其中，請給自己多一點勇氣，勇敢求救。

書籍簡介_別再叫我加油了，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