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變遷,人類死亡環境的樣貌有了極大的變化。

例如,在1951年的日本,「在家去世者」超過八成,「在醫院去世者」則不過只有約一成。

因此,家人在家裡嚥下最後一口氣,完全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或許還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到了1976年,兩者的比例逆轉,現在的情況是,在醫院去世者約八成,而在家去世者則約一成。

也就是說,在醫院去世的例子變得理所當然,對一般人而言,死亡已經不再切身。

因此,對孩子們來說,親眼目睹祖父、祖母或是雙親去世的機會大幅度減少。

據說,人類原本在九歲左右的年紀就能理解「死亡=生命終結」。

可是,因為頂多只有一成多的孩子與死亡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因此,死亡的觀念無法在孩子身上生根發芽。

有一項問卷調查以東京車站為中心半徑150公里內的所有區域,包含東京都、千葉縣、琦玉縣、神奈川縣、茨城縣、梔木縣、群馬縣、山梨縣的小學高年級學童372人為對象進行調查,三成以上的孩子都回答,「人死了之後還能復活」。

另外,另一項刊登在某雜誌的問卷調查結果則顯示,「人死了之後會怎麼樣」名列小學生的煩惱第三名,「為什麼不能殺人」則名列中學生的煩惱第六名。

如果這些孩子曾經親身經歷自己最喜歡的爺爺、奶奶的臨終過程,或許對於死亡就不至於呈現如此無知的情況。

然而在現實中,完全沒有目睹過死亡的孩童人數愈來愈多,這樣的孩子在成人之後,佔了日本全體人口的絕大多數。

因為如此,死亡不知不覺被視為禁忌,被認為是「恐怖的」「伴隨著不安」的事情。

如此一來,當然,當死亡靠近自己時,人們也會視而不見,不會認真思考臨終的事。

因此,也就不可能擁抱幸福死。

我對這樣的情況抱持著相當大的危機感。

生命是有限的,是多麼珍貴而重要。自然的死亡,有多麼安詳。

我希望能夠透過醫療,將生命和死亡原本的樣貌告訴孩子們。

因此,死亡的環境必須要改變,必須要有真實的「生命教育」場景。

人們對於不了解內情的事物,會懷抱恐懼與不安。然而,如果可以透過自己的眼睛確認事實,就不會有多餘的恐懼。

死亡也是一樣。

如果經歷過身邊重要的人的臨終,想法一定會改變。從成人,尤其是高齡者的立場來看,親身向家人展現死亡的面貌,可以稱得上是「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

我醫治過許多死亡就在眼前的病人。

這些人當中,曾經也有人說「這輩子,我該做的都做了」。此時,我一定會提醒他一件事情。

「最後,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要充分向家人展現你的生命和死亡樣貌,還有你的生死觀。這將會是你給子孫最好的『生死教育』。」

聽我說完,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回答,「這樣啊,那我得走得漂亮才行啊。」

當人徘徊在人生的最後關頭時,一定得面對的,就是告知問題。

首先,是接受醫師告知。其內容重點有三類,「病名告知」「病情告知」「餘命告知(預後告知)」。

關於病名,我認為,務必要請醫師告知,並且應該傳達給患者本人。

舉例來說,在告知「癌症」這個病名之後,患者本人的想法是會有所改變的。曾經有患者吐露,「我雖然現在還活著,然而已經第一次預見死亡。」即使是過去從未意識到死亡的人,也會從這一刻開始具體為自己無悔的臨終做準備。

如果患者是「沒試過所有治療方法就不甘心」的人,只要經濟寬裕,就可以從最先進的醫療到最新的健康輔助食品開始嘗試。有一長串心願清單的人,也可以立即開始一件件著手執行。

然而,如果連病名都不告知患者本人,他將維持和過去相同的生活方式直到臨終。其結果將造成他無論在醫療面或是生活面,都無法實現他想做的,抱憾而終。

也有極為少數的患者會說,「關於死的事情,我都不要聽。」

如果是本人希望如此,那麼就不需要告知患者病名,然而家人之間一定要周知、詳細了解病情。家屬可以陪伴,在日常生活中從旁觀察患者有沒有想做的事,協助他完成。

另外,關於病情告知,我認為,除非本人排斥,否則基本上應該要傳達給本人。

告知病情最大的好處是,藉由告訴患者疾病現在的狀態,可以讓他同時理解未來將產生的症狀。除了可以在早期做好面對這些症狀的心理準備,也可以預先具體想像自己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消失的能力,提早做規劃。

例如,如果告知病人「因為癌症已經移轉至腦部,今後隨時都可能發生痙攣」,如此一來,他就能判斷,「那我就不要再開車或騎車了。」

相反地,如果沒有正確傳達病情,只有告知患者原發(一開始發現)的大腸癌,那麼就可能造成他想開車就獨自開車出門,進而造成危險事故的後果。由此可知,病情的告知與提高日常生活的安全緊密相關。

而關於餘命告知,說實話,我曾經猶豫過。

當然,如果患者本人明確表示「我想知道」,那麼基本上就應該誠實告知。然而,如果患者本人沒有特別表達意願的話,因為餘命告知的內容明顯比前述兩種告知更加沉重,因此應該要在充分考量患者本身的性格之後,再來判斷是否進行。

不過,所有的醫生都不知道正確的餘命。即使身為一個緩和治療醫師的我,大概也只有在餘命剩下約一個月左右的階段,才做得到正確預測。事實上,也有許多例子是醫師宣告餘命剩三個月卻活了一年,亦或是宣告餘命還有半年,卻在三個月後一命嗚呼的。

說得更誠實一點,醫師在宣告所剩天數時,做的都是最壞打算。因此,如果醫生宣告的餘命比預期要短,陪伴的家屬可以用比較樂觀的心態來對應。

比方說,「雖然只剩下三個月的壽命,但情況好的話,可以再活上三年呢!但最糟的情況是三個月,從今天開始就過著不留遺憾的日子吧。如果可以一直活下去的話,那不是很幸運嗎?」

也就是說,無論接受的是三種宣告裡面的哪一種,不要只是負面看待,請從告知的內容裡找出可以正面思考的要素,善用於今後的生活之中。

結語

轉眼間,我已經41歲,醫師生涯已過了16個年頭。

我見證許多「同樣身而為人,真是令我憧憬」的活法和死法,從諸位人生前輩那裡,我學到許多。

然而,雖然說我陪伴了許多人走過最後一程,我自己卻還沒有為步下人生舞台做好心理準備。一旦大限來臨,或許我會慌張煩亂,和自己理想中的情況差上十萬八千里。我希望,當我即將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我的孩子或是下一個世代的人對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活著時好酷,死的時候也是。」

人既然是動物,就注定了在一天天的生命中步向死亡。可是,如果你想像自己是為了迎接更加美好的最後一天,而一天天努力修行的話,一定會更加充實。每天都用「今天是我人生最後一天」的心情來努力生活的人,一定能迎接無憾的臨終。這是我做為緩和照護醫師所學習到的非常重要的事。

其他醫師經常問我們這些居家緩和照護醫師說,「你們老是看著人死,有成就感嗎?」

可是,我們的心態並不是想目睹死亡的瞬間。

居家臨終見證了我們能夠協助患者在自己住慣了的家中,有更好的生活品質,直到最後一刻。也見證了患者、家屬以及我們之間所建立的信賴關係。因此,重要的不是結果。大家一起共同度過更美好的人生,這段過程才是喜悅,才是我們身為醫師的成就感。

這數十年間,日本人在醫院去世的人數增加,與死亡正面相對的機會真的愈來愈少,孩子們也都被排除在珍貴的臨終場面之外。這些孩子從未思考過生命的重要以及死亡,就這樣成了老師、醫師、護理師、僧侶和政治家。然後,關於生與死,這些人也不深入思考,以至於將錯誤的判斷及教導施加在下一代身上,我們就陷於這樣的惡性循環。

我強烈地感受到,人們從今以後必須去親身經歷身邊的人的死亡,改變視死亡為忌諱的心態,做好心理建設,迎接臨終者和送終者雙方都無憾的「幸福死」。

我自己身為居家醫療醫師,則希望能夠提供人們體驗自然死亡的場面和機會,並透過演講和拜訪國中、國小的機會來傳達「生命教育」,以此作為我畢生的志業。

書籍簡介__ 試閱 幸福死:面對死亡的31個練習,用你想要的方式告別





書名:幸福死:面對死亡的31個練習,用你想要的方式告別
作者:石賀丈士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19日

在疾病來臨之前,從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當一個病人,
也不曾想像過,該怎麼去面對因病而絕望的家人以及無助的自己。
31個讓病人與家屬都活得更自在的無悔建議,6個感動人心的真實故事。


石賀丈士

1975年出生於大阪府。安寧療護醫師。

2001年自三重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歷任三重大學附屬醫院第二內科、山田紅十字醫院內科、呼吸治療科醫師。2007年,擔任SHIMONO CLINIC所長。2009年,在三重縣四日市市開設以緩和照護為中心的居家醫療專業診所「石賀居家照護診所」。診所雖然位居三重縣山區,所照顧的臨終患者人數在西日本卻是首屈一指。以成為「日本排名第一的居家照護診所」為目標,一年進行300人次以上的居家臨終照護。

他也致力於兒童的「生命教育」,教導生命之重要。日本全國的演講場次亦為數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