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騷擾就當作是被狗咬了...為什麼校園裡的「房思琪」們，都不敢跟大人說？

剛剛在飯桌上，思琪用麵包塗奶油的口氣對媽媽說：「我們的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詫異地看著她，回答：「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謂教育不就是這樣嗎？」思琪一時間明白了，在這個故事中父母將永遠缺席，他們曠課了，卻自以為是還沒開學。

以上文字出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而在此之後，父母的角色便於本書中完全消失，一如文中所言的，永遠缺席了。

在此時此刻提起《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或許免不了消費的質疑，然而這本書完結後於臺灣島上留下的叩問著實巨大，身為活著的人，我們仍有義務去思考那些橫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暴力與傷痕。

但在此之前，也請容我們先提醒讀者們，由於我們無法確知真實事件與小說究竟有多少差異，於是文中寫及房思琪時，所指的便僅只是書中的房思琪，希望能以此避免不必要的困擾。

書中父母的缺席，成為許多呼籲推行性教育的文章經常引用的段落。然而父母的缺席理由除了對於性教育認知上的匱乏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而實際上在性平案件中，父母的參與狀況又是如何呢？

如果聽過長年在前線處理校園申訴與性平事件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細細數來，或許大多人都會不由自主的發寒。

「以○案來講，那小孩是小四到小六都受害，後來那孩子小六畢業前發現老師鎖定一個小四的學妹，他是因為擔心那個小四的學妹會接著他繼續受害，所以才寫紙條給校長揭發了這件事情。」

「XX學校那個是被學弟威脅，黑道老大的。因為他被威脅說你不可以跟你家人說，否則我要找黑道老大來殺全家。」

「○○國中的特教生也被老師威脅所以沒講，他被性侵後因為壓力很大還會癲癇，不正常放電，還被送急診耶！都沒有跟爸媽講，因為被老師威脅。」

孩子為什麼不敢說？

上述案例中，沒有一位學生曾向家長求助，這並非由於我們僅挑選少數特例來呈現的緣故。事實上在張萍處理過的案件中，被害學生的年齡橫跨國小到高中，有人下體發炎潰爛、有人受不了壓力而自殘，然而在她的記憶中沒有一位學生主動向家長求助，甚至有許多人便默默忍受了侵犯長達兩三年。於是每一則性平案件之所以被揭露的原因，有時是經由內線輾轉流出、有些是旁人聽聞風聲後告訴家長、而有些則是直到學校開啟性平會並通知家長後，家長才發現自己的孩子出了大事。

至於那些沒被揭發的，則淪為性平案件的龐大黑數，以歐美國家為例，未報案的性侵事件，約為已報案的七至十倍。

這毋寧是件難堪的事實––即便孩子受到了這樣嚴重的侵犯，他們也幾乎不會主動尋求父母的幫助。

張萍嘆氣：「對啊，幾乎都不跟父母親講的啊，幾乎啊。所以不跟父母親講這件事情我都會拿出來在父母成長班裡面講，就為什麼我們最愛最關心的孩子在受到那麼大傷害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人會跟父母親講？」

不與父母談論的背後有許多可能的原因，曾有孩子對張萍說：不願讓爸爸媽媽傷心，所以從頭到尾父母都不知情。但還有另一個可能是：孩子已經隱約察覺到即便自己說了，也不會被信任。

殘酷的是，孩子這樣的想法可能是對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社會對待小孩的文化其實相當的不友善，也不信任他們的感受。曾有國小老師在每次性侵過學生後，便在聯絡簿上反過來告狀說孩子今日表現不好，讓父母看到聯絡簿後先行責罵孩子，進而讓孩子不敢、也不相信向父母求助後能得到幫助。若非家長恰巧在某天聽到孩子聚在一起的談話內容，這起事件或許也將淪為性平事件的眾多黑數之一。

而另外就是，我們實在太容易看見遭受性暴力的被害人被檢討的模樣，在最近中山女中性騷擾事件中，便赫然有老師在line群組中說「可愛小女孩都應該知道，謹守分際就是保護自己、讓別人無處可騷」，卻不見其檢討身為性騷擾慣犯的老師為何不「謹守分際」，實在是渾然天成的一流幹話，卻又是現今被害者處境的縮寫。這弔詭的社會給與被害者的一向是質疑與不信任。

最親的人最容易傷害自己？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秘書長嘉韻說，自己在演講時談到被害者身邊的人，可能會是第一個帶給自己二度傷害的人的時候，往往聽眾都覺得難以置信或想像：「我自己覺得這是可以被理解的狀態，就是說一般的想像，一般人都會覺得家人遇到一些傷害我要挺身而出。可是因為我自己也身為父母了，你可以看到其實『以父母為主的他們覺得為你好的方式』，在他們腦海裡已經有很多的想像。可能一開始都是驚訝，再來就是我們華人的文化裏面都會談到要先自省，所以他們就會開始檢討自己的小孩。」

事實上，嘉韻自己就是性騷擾的受害者，也是在這次接觸過的案例中，唯一在受害過後第一個向父母反應的人。在事件發生的當天，嘉韻便告訴了父母自己在學校遭老師性騷擾的事情。

「他說：我說了什麼話讓老師誤會？」

這是父親聽完之後，對她說的第一句話。

「很難過啊，應該是當場是哭了啦。然後當然一定跟他們解釋說，我完全沒有做任何讓老師誤會的事情。後來應該是講完後，我爸爸意思是說、類似這種事情，人家有權有勢鬥不過，就算了吧。」

嘉韻自身的經歷反過來說明了，那些不敢對家長說的孩子所擔心的事情確實存在––即便妳說了，也未必有人相信。

自此之後，她不再向父母提起這件事，選擇一個人去連絡相關團體尋求協助。她說當時除了難過之外，從父親的語言中感受到的還有無助：「他自己沒有能力去揭發這件事。或是沒有能力去對抗這件事情，那他其實當下只是把他的情緒直接給我。」這或許是一種保護機制，當前途、人際、權力等等東西被擺上檯面與自己的不舒服相比較時，許多人選擇了前者，而用許多理由試圖淡化、壓制自己的不舒服，但並非每個人都能這樣做。

嘉韻也曾經試圖否認過這樣的不舒服，她告訴自己就當作是被狗咬了，不要計較，卻發現完全壓不住：「那個情緒會不斷的翻騰，然後會直接在你身體上有一些反應。像我進學校可能就進不去，我可能就肚子痛，一痛就痛一個小時，所以我第一堂課都沒有辦法去上。」

她後來回想這整件事情對她而言最大的二度傷害，一個來自於行政體系的不處理，甚至為狼師掩蓋。第二個則來自於家人。在後來處理事件的過程中，她遭受過朋友的質疑、也曾被人說現在推甄在即，可不可以不要提這件事情？這些對待讓她失去了對人性的信任，而最初的破裂，便來自於當下父親的語言。嘉韻說，後來她的人生便一直在追求一件事，就是重新去信任別人。

而當下的被害者們可能需要什麼？嘉韻說如果是自己的話：

「我會期待他們第一個當然就是，希望他們知道孩子遇到這件事情很受傷，他們能先聽進去，然後，其實也不需要講很多話欸，就是那個眼神裡就是一種相信的意味，然後會告訴我說假設我不管要做什麼事情，他們都會支持我，會幫助我。就這樣，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說到這裡，嘉韻拿起衛生紙擦了擦眼淚：「就擁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