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曉波被中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今年6月因罹患肝癌,被批准保外就醫,於2017年7月13日逝世。

多年來,劉曉波針對臺灣、香港和西藏問題撰寫了上百篇評論文章,雖然有那麼多時間身陷黑獄之中,卻是中國人中少有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人」。他的這些文章,共同指向一個讓那些「天朝衛道士」大驚失色的主題:「讓中國解體,讓人民自由。」

Liu Xiaobo

一、分裂的羅馬帝國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過武力征伐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觀念就變成中國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佔據著道統制高點,而從來不問:

第一,如何統一,是武力強制下的統一,還是自願結成的政治共同體?

第二,生活在大一統中的國民,是主人還是奴隸?

第三,如果統一意味著武力吞併和更深重的奴役,這樣的統一還有必要和道德正當性嗎?

如果說,不問是非善惡的大一統觀念在古代中國佔據主導地位,還可以得到歷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話,那麼,當人類社會進入後冷戰的自由主義時代之後,再固守這種「統一即最高善」的觀念,無異於停滯在秦始皇時代。

反觀西方對大一統觀念的認識,古代與現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經強盛一時的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西方中古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為羅馬帝國的分裂而痛惜;而現代西方研究制度演變史的大多數學者則認為,西方的幸運源於羅馬帝國的衰落,之後的長期分裂狀態保住了這種幸運。

先是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繼而是西羅馬帝國分裂為諸多王國、公侯國、城邦、教會領地等政治實體,使西歐逐漸進入了分權自治和政教分離的狀態,並自發地演變出自由制度—經濟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憲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優勢,而逐漸變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觀保住了統一的東羅馬帝國,它統治下的東歐進入現代文明的步伐之所以緩慢,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憲政,則源於代替崩潰的羅馬帝國不是分裂,而是又一個準世界性帝國的建立—拜占庭帝國。相對於分裂的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曾經是強大的,拜占庭擁有大統一的霸權,但由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式管理方式,最終在長遠的制度競爭中敗下陣來,且一敗塗地。

分裂的、軟弱的西歐,率先實現了政教分離、地方自治、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議會憲政,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之後又是大英帝國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使後來居上的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最自由、最強大的地區。而在東方,一直保持著大一統帝國的諸國(拜占庭帝國、中國、印度⋯⋯)全部衰落,以至於進入20世紀後才不得不從頭學習自由資本主義。

西方的分裂和東方的統一之所以帶來不同的結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結果,但在諸多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乃在於對自由與奴役之間的不同選擇。

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演變逐漸形成了關於「權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觀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福祉源於上帝,而國家、政體及其統治權力乃世俗社會的產物,其構成原則必須以上帝法為道義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著遠比民族、或政權、或國家更神聖的價值,不僅高於統治權力、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於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國家是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須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實到每一個體,通過法治來保障個人自由和維持社會秩序,乃國家或政權存在的最大道義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構成暴力威脅或強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盡而仍然無法改變獨裁暴政的情況下,那麼反抗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的貶損,拒絕民族利益對個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反抗暴政和捍衛自由價值而獻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與其他動物相比的最大優越,就在於人是會思想的生物,所以,觀念不僅能改變觀念,更能通過改變人的觀念來塑造歷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義基礎來自形而上的超越價值,是超越價值的道義正當性賦予世俗制度以道義合法性,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選擇什麼樣的制度。

正是在「神賦自由」觀念的引導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漸落實為「人律」,讓人擁有選擇的自由,讓社會給個人以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給住民以自決權利,給社團以自治權利,給信徒以宗教自由,給企業和商人以買賣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會具有了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

然而,那些沒有這些自由的龐大帝國,給人帶來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強制性奴役。個人沒有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住民沒有自決權利,社團沒有自治權利,信徒沒有信仰自由,企業和商人沒有買賣自由。

所以,無論這樣的帝國曾經多麼龐大、多麼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強盛一時,而無法獲得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當人類一跨進現代化的門檻,仍然固守著中世紀帝國的獨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20世紀中期,共產蘇聯也靠強制極權建立起龐大的紅色帝國,藉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蘇聯依靠軍事強權收編了眾多加盟共和國和一大批東歐衛星國,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超級世界強權。但到了世紀末,前蘇聯紅色帝國似乎在瞬間就徹底崩潰,強權下的統一體及衛星國也隨之瓦解,東歐又上演一齣類似羅馬帝國崩潰後的西歐分裂的歷史劇,靠暴力強加的統一體必然解體之時,也就是附屬國重新獲得自由選擇的權利之時。

戈巴契夫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和平地讓東歐諸衛星國脫離前蘇聯的極權同盟;葉爾欽執政時期做的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和平談判,促成了前蘇聯帝國的解體。這些已經擺脫了蘇聯強權的東歐,這些獲得或獨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國,其民眾也大多獲得了基本的自由權利。

換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價才掙脫了被強制的奴役而獲得了自由之後,所有的昔日附屬國絕不會再重蹈幾百年前的覆轍—用被奴役的代價,維持一個廿一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或蘇維埃帝國。

無獨有偶,在中華帝國的演變史中,也上演了類似的歷史劇。大清帝國衰敗之際,被迫脫離本土的地區香港和臺灣,儘管這種脫離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充滿了被外族強制的屈辱,卻在世界文明的整體進步中,有幸先於本土,而得到現代文明所賜予的自由和富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稱融合了56五十六個民族的大陸本土則全面落伍,當初以為從此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在擺脫了殖民者的強制之後,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殘酷的極權式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