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bels Fredssenter / Nobel Peace Center (諾貝爾和平中心)

中國瀋陽市司法局官網,在今天(7/13)晚間發布消息,證實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享壽61歲。

劉曉波曾經參與八九民運,後被捕入獄。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呼籲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回歸以憲法架構保障基本人權的法制,於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二審維持原判。

2010年,劉曉波獲得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在獄中的劉曉波未能出席在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當時在領獎台上,留了一張空椅子向他致敬。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77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臺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

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臺,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臺,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透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

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Liu Xiaobo postcard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

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

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作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待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