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於九零年代的荷蘭,當時的荷蘭是個開放的社會,對於許多議題,無論是同性婚姻或安樂死,多數人都抱持多元尊重的立場。當時許多荷蘭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進步開放的指標,並以此為傲。以當時荷蘭社會風氣來說,一個國民接受同性婚姻、支持安樂死以及接受較寬鬆的管制藥品政策,可以說是一種「愛國心」的表現。

荷蘭的移民政策也不例外,在九零年代,一般民眾支持歐盟打破國家邊界的政策,接受歐盟其他國家的人民到荷蘭來找工作,老百姓也支持荷蘭接受難民,覺得荷蘭這麼富有,應該要特別去幫忙有需求的人,更不用說這些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有助荷蘭的經濟發展,有錢大家賺,何樂不為?因為考量到新住民對荷蘭經濟的貢獻,當時民意也認為荷蘭要對「新住民」抱持包容的態度,要讓他們完全參與荷蘭福利國家的義務與權利。

只不過好景不長,在911事件及 2004年歐盟東擴的影響之下,荷蘭人民漸漸看到移民浪潮的不同面向,先是一連串打著伊斯蘭激進教義的恐怖攻擊事件,而來自北非跟東歐的移民社群好像並不這麼融入荷蘭社會,加上荷蘭失業率攀升,漸漸的荷蘭人民把這些負面的發展怪罪在開放的移民政策上,開始出現反移民的聲浪。

很快的,荷蘭的移民政策也反映了民意,從九零年代到現在,移民政策日趨緊縮,相較於那個年代,現在的移民政策幾乎是鎖國,去年歐盟難民危機爆發,荷蘭的立場是不再接受更多的難民,而新住民現在要參與福利政策,還得先克服許多條件,通過關關申請。

可不可以讓我跟你們一起「愛台灣」?

2006年我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學中文,2009年則算是真正的移民到台灣,在這裡成家立業,正式成為台灣的新住民,我在台灣居住的時期,我漸漸發現台灣雖然有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但是相關的政策和思維其實非常保守,而多數民眾似乎沒意識到台灣已經算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是政策卻遲遲沒跟上現實的腳步。

台灣在三個領域非常需要外籍人士參與,分別是建築產業、長照體系以及具高度專業性的知識經濟。包括大家常常看到建築工人、幫忙照顧老人家及家務體系的東南亞移工,他們已經是台灣社會無法消除的組成份子,我身邊許多朋友都說,要是沒有請東南亞移工,真不知道怎麼有辦法在這麼長的工時下,還能照顧老人家跟小孩,對於部分家有罹患重大疾病的家庭來說,這些移工的協助,真是大海中的一根浮木。此外,在高科技產業、金融業及學術業,台灣為了維持競爭力,也積極爭取國際專業人士來台工作,只可惜在薪資過低及法規嚴格的情況下,成功案例極少。

或許因為我自己的新住民身分,我特別關注台灣媒體相關的報導。最近幾年的台灣媒體也開始報導台灣的制度對新住民不友善,譬如說一些長期居住台灣工作的外國人,他們往往是具高度專業的白領人士,他們的子女在台灣土生土長,也在台灣接受完整的教育,簡單的說,就是「台客」,但是孩子成年之後,他們仍然是外國人,必須回去「自己的國家」,全家被迫分離好幾地。

台灣的媒體也注意到,具有合法居留權的外國人要是在台灣生小孩子時,孩子因為沒有中華民國國籍,需要先「入境」等待6個月才能加入健保,使得這些外國的孩子在最需要醫療資源的時候,父母必須自己負擔。可笑的是,這是因為法律制定的時候「沒有想到」可能有外籍人士會根留台灣,相反的總覺得外國人都只會來短暫居留,「怎麼可能會有人想要來台灣生孩子?」,隱約透露法律制定時對自己國家缺乏自信。

台灣也要求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籍的人必須先放棄原本的國籍,才能申請,但並不保證你一定申請得到,所以對一個很想當台灣人的外國人來說,他很有可能為了愛台灣而變成無國籍人。相反的,一些移民到其他國家的台灣人,可以擁有雙重國籍,不在台灣繳稅、不用當兵卻享有各項福利,真是很矛盾。

或許鄉民們還是覺得「外國人都是在自己國家混不下去才來台灣」,這除了也反映對自己國家不夠自信之外(難道寶島就不能吸引其他人「愛台灣」?),也展現部分人面對全球競爭環境的鴕鳥心態。

令人欣慰的是,台灣政府也漸漸意識到,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繼續吸引勞動力或專業人士,原本的移民政策將成為障礙。所以最近台灣的政府開始做一些改革,譬如說上述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士在台灣生孩子,小寶寶已經可以有醫療補助,而台灣的國籍法也在最近半年已經慢慢改成一個比較具包容性的法規,像是去年底把原本要先放棄原本國籍才能申請台灣籍的規定,改成可以先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籍,獲得國籍後再於一年內提出放棄本國籍的證明。

今年三月政府又通過一個鬆綁國籍法的規定,允許在六個特定的專業領域的專家具有雙重國籍,也就是台灣現在允許特定的專業人士,在維持原國籍的情況下,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籍。

荷蘭與台灣未來都會面另一樣的問題:缺乏藍領勞工、也缺乏白領階級的專業人士。面對這樣的挑戰,荷蘭選擇保守的移民政策,讓國家走向封閉,越來越不歡迎新住民,而台灣卻選擇比較開放的路線,歡迎新住民,也希望新住民對台灣有所貢獻。

台灣展現的寬廣胸懷,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