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見到屍體,我的兄哥究竟何時死去的,至令仍然不詳。起初,家人們都認為,屍體沒有出現就算是佳音,努力地相信他可能只是被困在火燒島或某地,應該還好端端地活着,總有一天會悄悄地回來的。

然而,他並非一個不會想到把信裝進瓶子裡,讓它流向大海的笨男人。只是,傳送兄哥親筆家書的人始終未出現,我們也只能認定,他是已經不在這人世間了。

其實,在二二八發生那一年的晚春某個夜裡,我看見他頭上從右後腦到左眼窩以及右太陽穴處被開了兩個洞,他一邊溫和地笑著,一邊走進我的寢室來,身上的白襯衫都被血染透了。我心想他遭到逮捕時,應該是帶有一只特別裝滿衣物的皮箱的,在這麼寒冷的夜裡,他不應只是穿著一件白襯衫呀!我正想起身責備他,才察覺兄哥口中喃喃低語著:

「阿德,一切拜託你了!」

那是一場夢。我夢到兄哥,前後就只這麼一次。

我並沒把夢見兄哥的事對內人和兄嫂說起。我獨自在心底絕望地認定:兄哥確實已被槍殺了。

他頭部苦挨了兩槍,一定是當場死亡的吧!若是當場死亡,那就是沒感到多大痛苦便死去了吧?這一點倒還可堪聊慰。

我憶及兄嫂每天背著剛出生的嬰兒頻向路人打探消息,徘徊在台北市郊曾出現屍體處的情景。今天是南港、明天是大橋頭,兄嫂一心只想找到兄哥的遺體,毫無畏懼地辨識起每具屍體。而人們一下子說那是施江南或某某人,一下子又說在南港的溝渠發現一具名人的屍體,全身赤裸,睪丸被踢得稀爛。(據說南港的基隆河轉折處,當時浮現六、七具著名人士的腐屍。)與之相比,我認為被槍殺反而是一種恩典了。

我們家始終沒為兄哥舉行葬禮。雖然,舉行盛大的喪禮,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政府的洩憤,但辦葬禮沒有屍體或遺骨是不成的。可是也由於父母及其他兄長的掛念,我們最後還是在寺廟為他辦過簡單的法會了事。那場法會,也是在不知兄哥的祭日下完成的,真是荒謬。

為什麼兄哥非要被逮捕、被槍殺不可呢?我至今仍不知其確實的罪狀。

家母曾將事件歸咎於大稻埕賣私菸的老婦人,要不是她賣私菸,就不會發生二二八慘案,我的兄哥也就不會遇害了。這是家母的三段論法。

家母還把不知妥協、不同流合污等責任加在兄哥身上。

我想,把起因怪罪在老婦人身上,只能置之一笑了,但若把原因歸諸於兄哥的性格,卻是有一點道理的。

兄哥1944年任職於京都地方法院,是第一位台灣籍的檢察官。這是受到東大的恩師田中耕太郎及小野清一郎之極力推薦的。當時還是重考生的我,對兄哥的新職半是嫉妬、半是擔憂,因而曾忠告他不要成為人見人怕的檢察官。

兄哥坦告他只有一次發揮「人見人怕」的本色而使用了暴力,因為有個日籍嫌犯對他叨念地說:

「你這個傢伙是台灣人,有權利調查我嗎?」

兄哥一聽,不由得怒火中燒,大喊了一句便衝過去狠狠地痛毆他一頓。

1946年正月,兄哥搭船急忙回到台灣,恐怕這才是他被槍殺的一大因素吧。他是戰爭結束之後,受到京都地區華僑團體的總務部長等的舉薦,並切身有感於「為祖國、為故鄉,歸國服務吧!」的口號,想為台灣人做事,便決定付諸實現的。

他在家賦閒了半年左右,才以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的身分前往赴任。他的上司,主任檢察官是一位姓張的中國人,一向體弱多病,大小事情幾乎都由兄哥承辦。

我至今才瞭解,當時新竹地方的政界其實已捲起一股巨大漩渦,兄哥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身處其中。

不知因何緣故,新竹市長郭紹宗和新竹縣長劉啟光交惡,每每處於對立狀態。但郭是省民政處長周一鴞(或許是警務處長胡福相)的忠心黨羽,而周一直是陳儀的第一心腹。另一方面,劉是人盡皆知的半山大人物,而且還擁有相當的背景。身處這種行政官員的對立之中,令人不得不感嘆無法保持超然的立場,但儘管如此,兄哥最後還是接受了劉的「認親」接近。

但是,在當時高喊「粵人治粵、台人治台」及「聯省自治」口號的政治環境中,台灣人的高度自治曾被熱烈地議論。兄哥對半山的劉感到親近,也不是全無道理的。

當時,台灣遭逢前所未有的嚴重糧荒,政府雖禁止囤積食糧,但缺德商人的走私行徑從不曾絕跡。兄哥對於新竹地方的缺德商人,一概毫不留情地予以逮捕,從新竹地方到全島的報紙,莫不極力讚揚兄哥的快人之舉與鐵腕作風,省民也報予熱烈的喝采。但商人們哀求兄哥說:貿易局肆無忌憚地走私,你不去抓,光是抓我們這些小魚,未免太過分了,何不放我們一馬?許多人都是帶著紅包前來的,但全被兄哥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