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公務機關的信任,以及對於法律的質疑開始崩解,是從一件很小的事情開始的。

大概在我剛退伍的時候,前往一個大型建案工作,工作內容是帶著工人們進入管理甚嚴的工地。那段日子稱不上開心,尤其是我當時發現,台灣的社會歧視無所不在。

我還記得那個外配大約是二十四、五歲上下,約略和我同齡,是一個很年輕的大陸女孩,和泥作師傅一同前來。那是一家子,為首的大伯帶著弟弟、弟媳一同承包泥作。這個陸籍女孩與丈夫、大伯一起到場。大門管理的警衛在進場登記姓名時,開始嘴賤了起來,直嚷著台灣人以後要沒有工作了什麼的,他一面要求要有工作證,一面刻意地,全程用台語跟我對談。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的手機是NOKIA N78,很緩慢地連上網路後,秀出查到的資料給警衛看,堅稱「現在不用工作證也可以工作」。警衛則被這樣的全新訊息弄到惱羞成怒,不斷說他看過警察來工地抓外配。口說無憑,我沒有文件為證,我們就在現場僵持著,直到大工地主任到場,同樣的廢話再重複一次,還接連在警衛室打電話,從市公所一直打到內政部,每個公務單位都廢話連篇,巴不得你立刻斷線。工地主任表示等晚點巡邏的警察到時,直接問就好。

我們從八點弄到十點,那個女孩子的臉色沉悶而無語,她的丈夫在路邊抽菸,整台貨車連同車上整套的泥作工具和土牛,就這樣在太陽底下曬著等著。

終於到後來,巡邏的警察到場了。警察爽快地表示:「現在開始不抓外配工作,不管哪一國來的,只要有居留證就好。」於是我們拿出居留證,警察豪爽地說那就要讓人家工作。原本想著終於有個好警察來秉公處理了,結果那警察不知道為啥,突然說:「來做工喔?不要到時候跑了。」那警衛也因為沒面子,惡狠狠地撂下話:「看你做多久!」

之後雖說是進場了,但是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工地現場氣氛都不太好。連那個女孩子借我的機車去買礦泉水,無聊的警衛也要盯著問有沒有駕照云云。後來我們逐漸熟識,我吃過女孩和婆婆一起包的粽子,看她為丈夫縫製的補丁,見她每天用嬌小的身體甩起水泥,在土牛旁邊攪拌,再用長勺遞給丈夫、大伯。用一小時就知道,她是整個工班中重要的小工。

後來我到了警察局,想請警察給我一份文書,但警察表示他們只是不抓了,至於為什麼不抓,他們也不知道。到了市公所,市公所的志工們搖頭晃腦,完全不能理解我要這種東西幹啥。之後我又去了外交部,等了半天也沒回應,承辦員要我自己去找警察。最後我終於放棄,埋下我畢生以取笑公務員為樂的意識形態。

取笑和嘲諷,往往只是弱者宣洩無力感的做法。公務員們依然「好官我自為之」,他們的愚蠢只是反映我們社會低能的代表而已。這種自以為沒有歧視的偏見無所不在。我們自以為用居留證上的註記就能給予平等,就能夠保障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但實施起來,就是歧視的根源。

那警衛從一開始的嘴賤,到後來的惱羞成怒,這種無法徹底根除的刻板印象,後來轉換成貼在人身分上的標籤久久不去。舊有工作證申請表單上那些官方的文字列表,讀來更是令人噁心而憤恨。

我還是在各處看到這些女子認真而努力地活著。有時候她是鐵工,在那毒日曝曬之下,用著鐵線綁起鋼筋。有時是清潔工,在角落收著垃圾。有時她幫丈夫貼著瓷磚,而有時候在工地門口騎車送便當,在檳榔攤剪檳榔,在路邊攤切菜煮麵、蹲著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