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變裝事件發生後,真正震驚我的,不是遊行,而是遊行後的學生投書:「我們沒有做錯,為什麼要被羞辱…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在事件發生後,在「告白光復」粉絲頁面中出現的最多的,不是反省,而是——閉嘴,事情過了就好。

其實仔細想想從過去到現在,我們所受的教育,會有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奇怪。

光復中學的學生在體制內很少被肯定,我在教育現場看到的是:「好」學校的學生留長髮是自我風格,「壞」學校的學生留長髮就是風騷,「好」學校的學生上課睡覺是晚上讀書很辛苦,「壞」學校的學生上課睡覺是藐視老師。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一間入學成績不佳的學校,在以成績為主要衡量標準的體制內,能被貼上多少負面標籤,被認為是需要嚴加管教、監控的對象。

一個孩子從小到大,從體制內接收到的都是「你不重要」,他們在體制內受的苦,從來沒有被看到,我們又怎麼能期待他們懂得承擔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我們又怎麼能期待他們能同理遙遠的苦難?

一方面,師長對學生沒有期待,外界對光復中學貼滿負面標籤。

八年前,我甫到新竹求學,當時光復路上常見學生呼嘯而過的「飆車族」,更古早以前叫「不良少年」,幾乎跟失學、輟學、校園幫派等負面標籤連結在一起,這是光復中學的學生在新竹的污名與處境。

我畢業後,曾在某間高職兼課一年,後來又在一間完全中學代課一年。我親耳聽到高職生跟我說:「有多少人會來讀高職,是因為考不上高中。」我親耳聽到國中生跟我說:「我不用考試,不用成績,反正我家旁邊的私立高職只要有錢就能念了。」學生參加高職為國三生辦的技藝班,只是因為「可以不用留在班上」。學生進入高職就讀的原因,我很少聽到正面的、肯定的表述:像我的一個同學為了讀護理系,跟家長起衝突,她說:「我想當護士救人。」大部分的學生之所以進入高職,常常是因為:我做不到這個,做不到那個,我可以選擇的地方,這裡已經是比較好一點的了。

而老師們對待學生的態度,也是如此。老師很少肯定學生能做到哪些,只要不要犯錯就好。曾有同事跟我說:「我很感恩我的導師班,至少在我帶他們的三年內,他們沒有出事。」我曾聽過英文、數學老師說:「在高職教書比較輕鬆,至少不用備課。」老師對學生沒有期待,學生在過去的求學過程中,也習慣自己的不被期待,習慣老師上課敷衍學生,習慣他們唯一被期待的就是——不要惹麻煩就好。

近年來,技術學院升格為科大,實作課程大量被刪減,情況越來越糟。有日本的高職生來學校參訪,同學不無憤怒地跟我說:「人家日本學生高一就可以自己搞一個馬達出來,我們連馬達都還沒有摸到。」這樣的高職教育,要怎麼讓學生相信學習技術的自己是有價值的?相信除了成績以外,他們也能在技術上找到一片天?

另一方面,高職生也已經習慣體制對他們不友善,習慣被視為升學體制下的失敗者,習慣犯錯就是閉嘴,沒有人在意你的想法。

記得以前師長會說:「你知道錯在哪裡嗎?」逼著我們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反省批判到覺得自己一文不值,如果我們想解釋,師長會說:「你還狡辯,你怎麼有這麼多的藉口。」要不然,就拿出身為長輩的權威壓人:「這是你跟長輩說話的態度嗎?」

在孩子犯錯時,師長只會教孩子反省、閉嘴、不要爭辯,你的想法不重要,你的委屈也不重要,認錯、道歉才是重點,不管這個認錯與道歉是否真心,只要有認錯,只要有道歉,這個事件就「解決」了!久而久之,孩子學到的,是多做多錯,多說多錯,所以不要做、不要說最安全。

如果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地肯定過高職生,如果我們給予高職生的教育都是「沒有人在意你是誰」,「沒有人重視你的想法」,我們又要怎麼讓學生相信,他們在學校所進行的變裝表演,會引起國內甚至國際的注意?也許他們當中不是沒有人意識到,扮演納粹可能引發的爭議,就算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老師也應該會意識到吧?但是,卻沒有人提出有力的理由來制止這件事情,是不是因為:反正我們不重要,反正我們就算在這裡做了什麼,也沒有人會在意的。比起想都沒想過的國際化,比起遙遠的德國或以色列,現在、立刻,在學校裡面,得到同學的眼球關注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繼續用威權教小孩,如果我們繼續不看重學生、貶低學生,如果我們繼續,要求孩子在上課時,在犯錯後,只有「閉嘴」才能避免處罰,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奢望,學生能有足夠的主體性,能夠去反省一個,離他們這麼遙遠的國度,所發生的議題呢?現在,在這裡,我所承受的苦難都沒有人在意了,又怎麼能期待他們懂得肯認,七十年前在歐洲的猶太人所承受的苦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