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做錯，為什麼要被羞辱？從高中生扮納粹事件，看台灣教育者的失職

近日來，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時扮裝德國納粹，歷史老師還坐在紙箱製成的坦克上扮演希特勒，引發輿論譁然，不僅登上國內外大報，還引發德國與以色列駐台代表的抗議，光復中學道歉，教育部長道歉，校長辭職，接下來還有新一波的懲處名單。

在一連串的打擊下，光復中學的學生感到委屈，號召光復中學的學生到操場挺校長，並質疑：「我們沒有作錯，為什麼我們全校學生及老師要受到這樣的羞辱，只是一個單純的變裝活動，為何校長要為這辭職，要扣學校補助款，行政人員要受處罰，我們只是變裝打扮人物，我們只是高中學生，沒有政治活動，沒有政治色彩，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想，到今天為止，也許還沒有任何一個教育者，有好好地跟學生們說明這件事情，那麼，就讓我稍微越俎代庖，分幾點說明。

第一，學生有沒有做錯，我暫且不加以評斷。但光復中學作為一所體制內的學校，教育部有管理責任，面對國際輿論，國家必須出面止血，因為台灣也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你們在信裡說，你們只知道愛自己的國家（還括號台灣），那麼，我希望你們能了解，這個變裝事件傷害了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形象，所以教育部長得出來道歉。你們感受到校長為了保護學校，而出面道歉，所以你們挺校長，希望你們也能感受到，教育部為了保護國家，而出面道歉。校長在為學校止血，教育部長是為國家止血。

第二，就歷史教育而言，你們感到忿忿不平的：「教育部今天這種作法真是丟臉，抗日戰爭台灣死了那麼多人，女人被送去當慰安婦，那總統為何沒震怒，為何沒修理日本？」我想跟同學說的是，不是扮演德國不行，而是，在遊行中很歡樂地跟希特勒敬禮不行。

納粹德國的符碼與大屠殺是綁在一起的。一樣地，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我們一樣該抗議。重點不是日本人，而是靖國神社，重點不是德國人，而是納粹符號。

在二戰之後的社會科學的討論中，有幾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其一，你們也知道，但也許沒有意識到的「絕對之惡」，由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提出，這種罪行無法用動機來理解，把受害者貶低為非人，因此無法寬恕，也無法用刑罰衡量。但更敏感的，其實是「平庸之惡」以及「極權主義是否有可能重來」，所以這不只是個歷史議題，更是現在不斷在發生的政治議題。而這也是我要提出的第三點。

第三，社會科學家在研究納粹德國時感到困惑，為何那些平時溫文爾雅的「好人」軍官們，會在大屠殺中出一份力？漢娜鄂蘭指出，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缺乏判斷能力，僅「遵照上意」或遵照指示而成為幫兇，是一種平庸之惡。你們知道嗎？柏林圍牆倒塌後，守衛柏林圍牆的士兵以殺人罪被起訴，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而法官卻說：「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選擇，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同樣地，學生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有同理受難者的良心義務。

當你們說這「只是一場單純的變裝活動…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對不起，說實話，你們真的應該要了解，沒有讓你們了解，是教育者的失職。既然教育者失職，請你告訴我，你們的師長有沒有責任？

令人遺憾的是，這失職一點也不讓人意外。台灣也有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認真而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我們不在乎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連受難者人數到今天都算不出來（真不可思議），受難者到底遭遇到了什麼？他們在哪裡受難？我們不在意。我們不在乎白色恐怖的罪行，誰是兇手？國家機器到底做了什麼？我們不在意。正因為我們對待自身歷史的輕慢，用同樣地態度，去輕慢了德國與猶太人的歷史，受到反撲，再委屈地批評知道嚴重性的人「修理自家人」。無知沒有錯，以無知作為中二的藉口，就讓人難以忍受。

當我們提醒你們，要承擔身為國際公民的義務時，我們看到的，不是缺乏主體性的孩子，而是把你們當作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人來看待。若你們繼續以學生身份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不僅僅是否定了台灣人身為全球社會一份子，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在亞洲地區的示範作用，更是否定了自身作為一個思想與健全的成年人的人格，而這就是你們的聲明所要求的，你們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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