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時扮裝德國納粹,歷史老師還坐在紙箱製成的坦克上扮演希特勒,引發輿論譁然,不僅登上國內外大報,還引發德國與以色列駐台代表的抗議,光復中學道歉,教育部長道歉,校長辭職,接下來還有新一波的懲處名單。

在一連串的打擊下,光復中學的學生感到委屈,號召光復中學的學生到操場挺校長,並質疑:「我們沒有作錯,為什麼我們全校學生及老師要受到這樣的羞辱,只是一個單純的變裝活動,為何校長要為這辭職,要扣學校補助款,行政人員要受處罰,我們只是變裝打扮人物,我們只是高中學生,沒有政治活動,沒有政治色彩,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想,到今天為止,也許還沒有任何一個教育者,有好好地跟學生們說明這件事情,那麼,就讓我稍微越俎代庖,分幾點說明。

第一,學生有沒有做錯,我暫且不加以評斷。但光復中學作為一所體制內的學校,教育部有管理責任,面對國際輿論,國家必須出面止血,因為台灣也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你們在信裡說,你們只知道愛自己的國家(還括號台灣),那麼,我希望你們能了解,這個變裝事件傷害了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形象,所以教育部長得出來道歉。你們感受到校長為了保護學校,而出面道歉,所以你們挺校長,希望你們也能感受到,教育部為了保護國家,而出面道歉。校長在為學校止血,教育部長是為國家止血。

第二,就歷史教育而言,你們感到忿忿不平的:「教育部今天這種作法真是丟臉,抗日戰爭台灣死了那麼多人,女人被送去當慰安婦,那總統為何沒震怒,為何沒修理日本?」我想跟同學說的是,不是扮演德國不行,而是,在遊行中很歡樂地跟希特勒敬禮不行。

納粹德國的符碼與大屠殺是綁在一起的。一樣地,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我們一樣該抗議。重點不是日本人,而是靖國神社,重點不是德國人,而是納粹符號。

在二戰之後的社會科學的討論中,有幾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其一,你們也知道,但也許沒有意識到的「絕對之惡」,由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提出,這種罪行無法用動機來理解,把受害者貶低為非人,因此無法寬恕,也無法用刑罰衡量。但更敏感的,其實是「平庸之惡」以及「極權主義是否有可能重來」,所以這不只是個歷史議題,更是現在不斷在發生的政治議題。而這也是我要提出的第三點。

第三,社會科學家在研究納粹德國時感到困惑,為何那些平時溫文爾雅的「好人」軍官們,會在大屠殺中出一份力?漢娜鄂蘭指出,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缺乏判斷能力,僅「遵照上意」或遵照指示而成為幫兇,是一種平庸之惡。你們知道嗎?柏林圍牆倒塌後,守衛柏林圍牆的士兵以殺人罪被起訴,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而法官卻說:「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選擇,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同樣地,學生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有同理受難者的良心義務。

當你們說這「只是一場單純的變裝活動…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對不起,說實話,你們真的應該要了解,沒有讓你們了解,是教育者的失職。既然教育者失職,請你告訴我,你們的師長有沒有責任?

令人遺憾的是,這失職一點也不讓人意外。台灣也有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認真而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我們不在乎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連受難者人數到今天都算不出來(真不可思議),受難者到底遭遇到了什麼?他們在哪裡受難?我們不在意。我們不在乎白色恐怖的罪行,誰是兇手?國家機器到底做了什麼?我們不在意。正因為我們對待自身歷史的輕慢,用同樣地態度,去輕慢了德國與猶太人的歷史,受到反撲,再委屈地批評知道嚴重性的人「修理自家人」。無知沒有錯,以無知作為中二的藉口,就讓人難以忍受。

當我們提醒你們,要承擔身為國際公民的義務時,我們看到的,不是缺乏主體性的孩子,而是把你們當作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人來看待。若你們繼續以學生身份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不僅僅是否定了台灣人身為全球社會一份子,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在亞洲地區的示範作用,更是否定了自身作為一個思想與健全的成年人的人格,而這就是你們的聲明所要求的,你們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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