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染上了躁症。倒不是正式地被醫生診斷、宣判,而是自己和周圍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壓力。

經紀人以為是工作壓力造成。她們卻不知道,其實只有在談工作時我的狀態是平靜的。當這個工作被排入行程時,我就開始焦慮。

越接近工作日越嚴重。

真的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急躁,應該是進入這個娛樂圈以後。貴圈啊,真是操碎了我的心。

首先,第一場苦難便是大一簽了唱片合約,一直讓我等到大四才發片。

那時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網路、沒有社群媒體的大學生。

日子就是上課、趕公車,和同學騎機車上貓空、去動物園。所以,簽了唱片合約真是件大事,感覺生命突然變成金色的,感覺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雲端的大城堡,一段奇幻旅程。

同學們聽說了這樣的事,又聽說我成了張雨生的同門師妹,眼睛發亮地將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詢問著、好奇著,彷彿她們的同學就要一炮而紅,變成大明星。

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維持太久。

單純的我們,並不了解演藝圈的節奏和生態,我們的想像很簡單︰簽約、出唱片、上電視、紅。

實際面是,我一等就是三年。

同學們興奮的程度慢慢減低,從「你什麼時候要發片?」變成「你真的有要發片嗎?」

那時,我最大的壓力便是同學的眼神。他們從好奇、羨慕,到懷疑,然後漸漸忘了聊這件事。

他們大概覺得我在騙人,而我,也覺得自己受騙了。

他們不知道的是,每個月,我都換了一把零錢。在學校側門旁,一排餐廳的騎樓下,打著公共電話。

那電話是淡藍色加上銀色線條,胖胖的,如果不是心情低落,它應該有些Tiffany品牌的優雅可愛,但在記憶裡,我撥著公共電話的畫面,都是黑色的。

有時候我一個人撥打,有時候有同學陪。我打給簽約的製作人,他說,快了、快了。後來,他說,應該是下個月吧。

第一年我是相信的,所以掛了電話我是雀躍地離開。

後來,每個月我都被告知是下個月,這樣聽了兩年,二十四個月之後,我才算有一點點了解這個行業。

在此刻回憶起那些等待,主場景就是那幽暗的長廊,和那具公共電話。如要仔細想,應該是從意氣風發到憤怒不解,然後一定摻和了自我否定、重重的打擊,生活像是從準備要飛的狂喜暈眩,到希望落空的怨懟和自我放棄了些什麼。

多年後,進了演藝圈才知道,我當時簽的是製作公司,不是唱片公司in-house。

唱片公司面對的是不同的經紀公司、製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單,他們會看中較有潛力,或是較符合當時商業市場的來發片,更遑論他們還有自己簽約的重量級歌手要定期發片。

多年後,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牆上的大白板才了解︰上面一個個大牌的名字,寫著何時拍MV、何時要上那個最熱門的綜藝節目,他們的名字是在軌道中的巨星,有的是太陽,有的是金星、水星。而我,連冥王海王都不是,感受不到任何引力,我被遠遠拋在外太空,不過是那億萬繁星的小亮點,寂寞地漂浮著。

等到大四下,終於進錄音室,唱歌、發片。又因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當一個被奚落的丑角。

我拚命搶話、搶發言機會、搶鏡頭。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網羅。

30歲以前,便當有蟑螂也照吃、忙到猛爆性肝炎...陶晶瑩:我正在學著告別急躁人生
(照片提供:圓神出版)

第一個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對節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與工作人員溝通,那時飛進我世界中的爭吵、對立,和三個字或以上的髒話,撼動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啟泰先生。他的嘴巴總是連珠炮似地沒停過。一開機,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紹獎品,當時,我們從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錄遊戲節目《好采頭》五集。下了節目,啟泰哥還是不停地講——講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顧公司,和他起了幾個會。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樣是個人未到聲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妝室就聽見他由遠而近的︰「快!快!快!」這三個字搭上他拍手掌的節奏,像極了清晨批發的漁市場,節奏刀起刀落之間,生意成交。

我後來的幾年也常常用乃哥的節奏說快!快!快!

或許也不用催促,因為沒有多久,我就做起現場Live直播。下午5:30播娛樂新聞到7:00,然後趕去廣播,做另一個現場,8:00~10:00的直播。

那是一段沒有朋友、沒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

常常趕得連好好吃個便當的時間也沒有。一次,發現便當裡有隻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開,然後不吃那個格子裡的菜,仍然把便當吃完。因為我連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時間也沒有。

我要上現場了啦!快快快!

於是,工作人員遞資料慢了我急,新聞還沒剪好我變臉,每天急的下場是——猛爆型肝炎。

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輕重緩急,那時的生死交關嚇醒了我,因為,我才三十歲。

出院付帳單時,看著那數字,可以換算成無數峇里島陽光燦爛的日子,或是紐約、倫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來的選擇了。

後來,我盡量不急,盡量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只是把那份焦慮內化,不讓別人看出來。不想影響別人、不想給周遭工作人員壓力。

於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檔玩「Angry Bird」,看那橫眉豎眼的鳥兒比我還氣,心裡便好受一點。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兩眼發直,忘記時間。要是大一點的空檔,我就去附近的商場,什麼「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時尚都逛,翻翻看看,好過在棚裡枯坐。

遠一點的人看不出來我心裡急,近一點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經紀人、助理怕我不開心,下載夯劇讓我看,準備零食、泡麵開趴,有時候甚至在後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種水果酒,讓等待變成了姊妹聚會。

等待本來就是人生中必定會遇見的事,在演藝圈更是充滿了各種磨人的等待。

等太陽等海浪等霧散、等飛機過等垃圾車走等火車來、等遲到的大牌、等弄錯的道具、等沒出現的導演……

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我的心是平靜的,無奈地接受著。但若是因為不專業的因素,我的心就開始不平靜。先是驚訝於看見的荒謬,內心小劇場在海邊的大石頭上對天大喊︰「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有一群憂國憂民的文青圍坐一桌,討論這個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嚴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云云。最後,心急如焚的母親登場了,這樣就不能接小孩了,荳明天還要考試,誰幫她複習?

然後就山洪爆發。然後就想著退休,去種田、去看雲看海啊什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