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投資銀行家,我曾經安排過很多併購項目,但真正順利完成的其實並沒有很多,主要原因首先是時機,其次是價格。

企業間的併購有點像男婚女嫁,除了雙方要情投意合,機緣也很重要,有的時候男有意但女無情,有時則是女的想嫁,但男方已心有所屬。

如何抓住關鍵的時機,不只是靠媒人,雙方的心態也很重要。不幸的是,台灣企業多半對時機沒有概念,原因是我們不夠國際化,只從台灣看世界,沒有從世界看台灣。

台灣股市現已沒有想像空間,價值低落,不論市場或產業,即使生技股也失去光環。

經常發生的狀況如下:某家公司願意出讓股權,市價20元,老闆希望以30元成交,但通常會從40元談起,投資人不斷下殺,最後談到25元,其實並不差,但老闆覺得這是賤賣他一生的心血,於是不了了之。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老闆突然心動了,願意以25元成交,但問題是現在股價已經跌到15元,離目標越來越遠,投資人要不然只願意用15元買,要不然根本不願意再談,這家公司的股票於是隨著時間持續下跌。

全球大環境不佳,台灣產業基本面不強,其實很多公司以現在的估值都嫌貴,但大家還沒有醒悟。小英政府的表現和川普當選,不知為什麼,仍無法讓台灣企業家採取更積極的重整行動。

資金流動是決定價格的重要因素,台灣的問題是只有內部資金相互交易,但很難和外部連結,台灣資金不斷流出,外國資金卻進不來,企業價值焉能體現?

2000年時,我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資銀行,次年遇上互聯網泡沫,決定賣給台灣的寶來證劵。我向寶來總裁白文正先生解釋了很多我們的價值,包括未來商業模式及大中華市場前景,但白先生只說了一句話:「我之所以決定作這筆交易,主要是看上你這個人,你公司的價值坦白說也就是你個人的價值,包括你的團隊。」

白先生是我的貴人,到今天我都很感念他,他也是我所見過極少數掌握住併購「時機」和「價格」的企業家。

我曾協助白先生在台灣買過一家銀行,後來在2007年順利賣給美國花旗銀行,也買過一家保險公司,在2006年底高價賣給美國AIG。金融海嘯時,花旗和AIG都遭受到相當程度衝擊,AIG甚至破產,但白先生卻在危機前早已落袋為安。

這兩個案子的出發點都不是要賣,而是別人想入股投資我們。外資財大氣粗,一下子就從少數股權談到全面控股,一般台灣老闆只會立即拒絕,但白先生的反應和別人不同:「想要併購我們,不是不可能,但你們要了解我們的價值,絕不是現在的價格,請你們回去想清楚,再來找我談。」

白先生在對的時間做了對的決定,創造紀錄。今天外資銀行已逐漸撤出台灣,台灣還有40多家銀行,前景堪憂。

留給別人一個希望很重要,台灣不懂得留給別人希望,也斷送了自己的希望。

這兩年,不知多少外資想要投資台灣卻無功而返,包括馬來西亞IOI投資101,摩根士丹利併購中嘉,紫光參股三家台灣上市公司等。我們的理由都很理直氣壯:中資威脅、違反社會公義、影響台灣產業龍頭地位。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一轉眼,全世界已沒有人對台灣有興趣了,台灣就像40多歲的林志玲,風采依舊,但只可遠觀,遙不可及。

川普上台,全球情勢巨變,很多狀況會發生。川普最著名的書是「交易的藝術」,他是超級deal-maker,懂得 “ let’s make a deal”。

台灣正處在關鍵時刻,需要做決定,不能再維持現況,什麼都不做。李登輝最近批評蔡英文「欠缺決斷力和勇氣」,並抨擊兩岸「維持現狀」主張背離民心,促使小英推動「國家的正常化」。

有一點李登輝倒是說對了,維持現狀不切實際。在極統和極獨中間好像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維持現狀,但大家似乎都不滿意。如果台灣人覺得「和中國大陸保持良好關係但又要能維持台灣主體性」是較好的選擇,那就必須承認九二共識。

川普和習近平不會不做決定,台灣今年做決定,明年做決定,後年做決定,命運會大不相同。環境會變,馬英九馬來西亞事件是一記警鐘。

我有一種預感,台灣的命運就如同我所經手的很多併購案一樣,最後會陷入最不理想的情況:我們失去做決定的條件,被別人強迫做決定,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

中國學者評論指出,國際政治講實力原則,美國只會將台灣當成換取利益的籌碼。許多人一直強調「台灣民意」的重要性,但沒考慮在國際舞台上台灣到底有多少斤兩。

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周舉行,習近平提出「構建網路空間命運體」願景,阿里巴巴規模已進入全球前20大經濟體,台灣經濟規模連一家企業都比不上。

我珍惜台灣民主自由的氛圍,我喜歡我們現在的環境,但我知道關鍵時刻已到了。

我們必須做一個決定,either A or B,再也沒有模糊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