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這個老故事和所有在工作上遇到挫敗和徬徨的年輕朋友們分享。

你是不是經常覺得自己很有理想和熱忱卻常常被澆冷水?有些很棒的想法才提出來就被老闆打槍?你也常常萌生去意但是又不甘心,或是有不可言說的無奈?

有的,我全部都有,就在我滿30歲那年,人生一片漆黑絕望但是我沒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戰,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我唯一的戰略是忍耐,忍耐,忍耐。不放棄、不妥協,等待一次可以大展身手的機會。真的,一次就好。

在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聚餐接近尾聲時,大病初癒的吳念真忽然聊到他30歲和我共事的老故事。隔那麼久遠,為什麼說起那些往事仍然咬牙切齒、悲憤填膺?是因為我們都成了閒坐說玄宗的白頭宮女?或是覺得曾經把美好青春浪擲在那些人那些事上很不值得?還是我們胸腔裡的那一把青春之火尚未燃燒殆盡?全場數十個年輕人全都鴉雀無聲。我默默看著曾經和我面對面坐在同一張辦公桌長達8年的老朋友想著,光陰無情但是公平,而且會告訴我們最後的答案。

當時還在讀輔仁大學會計系夜間部的吳念真,白天騎著摩托車去西門町中央電影公司當編審,但是所有提出的計畫都被打了回票。後來才知道中影公司的上級單位「文化工作會」以中影過去拍片超支、票房失利為由,暫時停止中影所有拍片計畫,並且進行檢討和整頓。年輕的作家兼編劇吳念真成為當時決心放手一搏的軍人總經理明驥從民間網羅來的第一個「革命黨員」。

一年後,明總找上了我加入「革命」的行列,我是他心目中的「愛國青年」,他很放心把最核心的企畫組交給了我。當時明老總最愛說的便是當年共產黨如何打敗腐敗的國民黨的故事:「一路逃竄(他們說是長征)的共產黨逃到延安已經沒有退路了,他們是怎麼樣勵精圖志奪得政權的?你們就要用這樣的決心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年輕人不要貪圖舒服享受,不要計較薪水和工作環境,也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敗就洩氣。等到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你們的了,到時候要什麼有什麼!」

通常明老總很激動的說這些話時,都是在我們提出的拍片企畫案被上級單位一次又一次的退回,或是我向他抱怨辦公室太暗、空氣不好,或是在工作上的重重限制等問題。如果我想再抗辯什麼時,他就會重複他戎馬生涯中最悲壯的一幕:「當時許多國民黨的將軍都投降了,我知道他們是來勸我投降的。已經三天三夜沒有閉上眼睛,當時我的精神已瀕臨崩潰。我以必死決心把兩枝手槍都上了膛。要我投降是不可能的,那就一起死吧!結果他們知難而退。年輕人,我就是這樣活過來的,你們這些痛苦算什麼?你以為我是那種輕易屈服的人嗎?你以為我是隨便找年輕人加入戰鬥行列的嗎?我是真的看中你們有理想和熱情,我在你們身上看到我自己,你們也是和我一樣不會輕易投降的人,不是嗎?年輕人?用一點智慧才能突圍!」

每當明老總說到熱淚盈眶時,我都乖乖回到位在西門町真善美大樓6樓,像共產黨革命基地延安窯洞一般破舊陰暗的辦公室,和吳念真面對面默默無言卻一籌莫展。

個性火爆的吳念真常常看到我面對上級單位的羞辱完全吞忍下來,他覺得該翻桌的時候就翻桌,大不了不幹。

我和正在讀大學的吳念真情況不一樣,已經結婚生小孩的我,才剛從紐約返回臺灣,我的人生因為放棄繼續攻讀分子生物博士學位後,幾乎已經沒有退路,雖然熱情理想尚在,但背水一戰絕不投降的心情才是我最大的驅動力,我甚至對上級單位有了恨意,他們成為我真正的敵人。

那一次明老總親自帶著我去文化工作會向大老闆做簡報,報告《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和《兒子的大玩偶》等電影企畫書,我差一點想跪下來哀求高高在上的大老闆說:「給我們年輕人一次機會吧?」

最後我沒有跪,面對敵人不能跪也不能投降。但是我真的用了一點智慧:我把《小畢的故事》包裝成青年從軍的勵志片,把《光陰的故事》包裝成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的政策片,《兒子的大玩偶》竟然和國父孫中山的理想扯上了關係。或許實在沒有再退回我們的企畫案的藉口,三部開創八○年代初臺灣新電影浪潮的電影企畫書被核准。走出文化工作會辦公室,明老總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看吧,努力總是有結果的。」

我仰望燦爛天空,差點想要跪下來大吼大叫說:「突圍了!突圍了!」

後來《小畢的故事》票房空前成功,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大學生重新回到電影院並且對國片刮目相看。在一次和大學生的座談會上有學生問到《小畢的故事》拍攝過程,我曾經承受過的所有吞忍和委屈一次爆發,在眾人面前痛哭起來。

坐在我旁邊的吳念真嚇壞了,一臉錯愕的說:「兄弟,怎麼啦?」眼淚無法停止的我在紙條上寫了一句話:「原來一條簡單的直線,我們卻繞了好大的彎才到達。」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也好像繞了好大一個彎才有現在的民主自由和公民覺醒。每個世代的年輕人都要面臨自己所處的時代,不管是大時代或小時代,面對不一樣的艱難痛苦都得展開戰鬥。忍耐,用背水一戰的心情不要輕言放棄。不要下跪,更不要投降。一定要相信,堅持理想者會贏得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