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稱他們是「神人」(Super People),此一詞也道出大眾對於「名校好學生」的刻板印象——在校允文允武、兼有體育和音樂方面的才藝、懂 幾種外語、曾在遙遠的小國家當過志工,就連幾樣嗜好都可以搞到樣樣精通,更增添從容自信的風采,令成年人和同儕都自歎弗如。套用記者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說 法,時下的好學生投射出「沉穩、自信、競爭力」的標準,而在強納森.法蘭森(Jonathan Franzen)的小說《自由》(Freedom)中,名門文理學院的孩子們「似乎樂於在每件事情上競爭」。

人們眼中的天之驕子大概就是如此,彷彿一出生就是人生勝利組。但就我自己的親身觀察,事實未必如此。大家都聽聞名校高中生會在壓力之下表現失常,懷抱著不為人知的恐懼、焦慮、低潮、空虛感、茫然以至於自我封閉,為什麼會認定他們上了大學就能變得比較好呢?

他們的確沒有變得比較好。一項長期且大型的研究調查顯示,大專院校新鮮人的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已達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另一項由美國心理學會公佈的 「校園危機」調查則指出,將近半數的大專學生自述感覺頹喪,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自稱 「在最近的十二個月內心情低落到欲振乏力」,令大學心輔團體非常震驚。自九○年代中期 以來,校園心理輔導使用率持續升高,而前來求助的學生之中,有重度精神問題的比例更以 三倍數成長,幾乎佔全體求助者的一半。

2006年時,史丹佛的教務長為了學生的心理衛生而成立專家小組,並寫下「據我們的觀察,學生面臨的心理衛生問題層面廣泛,包含自我價值的認定、發展障礙、憂鬱、焦慮、飲食失控、自殘、精神分裂以及自殺行為」等語。另一所大學的校長也寫信告訴我:「年輕一輩的憂鬱問題似乎成了流行病。」

大學是與高中全然不同的新環境,學生們除了努力適應,也開始為此後的人生抉擇負起責任;而當他們突然發現一切只能靠自己,幼少時期的所知所學卻派不上用場時,高中校園裡的慘況就會持續到大學時期。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學生藉著合法或非法的藥物去應付憂鬱和焦慮,要不就乾脆曠課——或想著要曠課。「我這個人若是廢掉,」有個波莫納學院的學生對我說,「一定會是在大學裡。」

類似的慘劇實在多不勝數。一位普林斯頓的研究所教授告訴我,他有個學生因做研究壓力太大而昏倒在他的辦公室裡;另一個準備離開史丹佛的學生認為,在這套制度中力爭上游大多等於某種虛耗光陰,因為他眼睜睜看著同學們犧牲健康、人緣愛情、拓展見聞的機會與各種益於身心靈健全的活動,只為了拿學位和一份漂亮的成績單。有位耶魯的學生說:「我同學講得很中肯:『我或許過得悲慘,但我若不悲慘,我就不會在耶魯。』」孤立是一大要因。我之前的學生說:「耶魯人都沒空搞人際關係。」另一位學生告訴我,她在大學的前三年都沒朋友,直到大四學會把步調放慢一點才好轉,而這所謂的「步調放慢」也不過是出去看一場電影罷了。《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描述學生們趕場參加各種活動,與室友推擠衝撞猶如夜裡行船。懂事一點的孩子們知道要善用「人際技巧」,但那跟所謂「真摯友誼」是兩回事;感情生活總夾帶著一種互利關係,或只為性需求而結為床伴,以便提供身心的穩定,好讓彼此能在學業上全力衝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近引用一個賓州大學生的話:「我不可能擁有正常的感情生活,因為我永遠都太忙,我在大學裡是這樣定位自己的,而我看上的人也同樣忙個不停。」

名校生不願深耕於人際關係,除了身上背負著過度期許,他們覺得自己必須要跑得比別 人快,也有本身好強、不服輸的意識作祟。這些年輕人尚未在人生路上做過輸家,為了投射 這種自信,他們必須表現出高度抗壓性,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大學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 辛苦,承受最大的壓力,但別人都沒有怨言,自己也就不敢說什麼,只好繼續裝高明,同時 擔心自己是群體中唯一無法應付這一切的人。

史丹佛的學生說「史丹佛鴨症候群」就是水面上平和、水面下瘋狂撥水。MIT學生網站最近有一篇名為「情緒崩潰」的文章,就讀大二的作者說自己羞愧、無能,而且經常感到「無可自拔的孤寂」,結果該文引發強烈的共鳴,至少有十多所學校的學生大肆轉貼。

「謝謝妳的分享,」一則回應寫道,「這些低潮多次來襲,我們只是不願承認。謝謝妳勇敢的把它化為文字」。波莫納的學生一向自豪母校是「全美排名第四的幸福大學」(定義則見人見智),他們卻也曾對我說這個名號是如何帶來包袱,特別是當校方也有意強化這種幸福學院的形象時,某些活動總令學生們倍感壓力。

這些孩子在同儕中被孤立,也和自我疏離。從小學以來,讓他們上了菁英大學的各種跳 級、學業超前,包括社團到樂團,以及專題、研究小組、各種學力測驗和大學入學測驗;從晚自習、週末到暑假,連同教練、家教,為了「領導能力」和「服務社會」,讓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工具去找出自己想從生命中獲得什麼,包括從大學之中。教學大綱裡沒有寫到熱情,也沒要學生問自己所為何來。在孩子們用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努力換得了名校的金字招牌之後,許多人卻發現自己不知道為何要走到這一步,或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工作有目的》(Work on Purpose)的作者萊拉.賈林斯基(Lara Galinsky)向我解釋,專注於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事物是需要訓練的,但年輕學子並未受到這種訓練。以前的一個學 生寫信對我說:「你無法叫耶魯人去『尋找熱情』,我們大多不知道自己怎麼進到耶魯來。我們只對成功懷抱熱情,而這正是我們擠進耶魯的方法。」根據前哈佛學院長哈利.路易士 (Harry R. Lewis)的說法,「有太多學生盲目地擠進窄門,傻傻地跑了一兩年之後才在危機 感中驚醒,發現自己不知為何要如此努力。」一個就讀康乃爾的女孩寫信給我,為她的生活做了以下的總評:「我討厭所有的活動,討厭每一堂課,討厭我在高中時做的每一件事,我八成也會痛恨我的工作,而眼看著那就是我此後要過的人生。」

若說成年人沒有意識到這些情形,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找錯了方向。成績單上的A曾經代表一切OK,但出了校門便不再意味如此。「我們有些學生就是這種人,他可以完全不管生活中的其他事,只顧著搞好成績搞好;」史丹佛校猶太教祭司派崔夏.卡林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說,「所以我們要能夠識破那層障眼法,才能看見他們的痛苦。」

話說回來,這些孩子都懂得隱藏這些問題,不讓我們發覺。以我在耶魯的工作經驗來看,我自己都很不了解學生的痛苦有多深;反倒是現在,我離開了教職那個權威的位子,學生們才敢於向我敞開心胸。坦承自己直到大四才有朋友的那個學生,言行舉止完全像是個身心健全的女孩:風趣、友善、「真誠」,沒有過度的競爭心或矯情,聰明伶俐,孺子可教;另一個跟她差不多的小孩,也同樣表現得很好,好到讓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問題。可她後來也承認自己在大學時過得悲慘,感覺沮喪,永遠繃緊神經。她們兩人的高中三年就是學著如何讓師長們滿意,包括跟父母的朋友們聊天打交道——模範生都是早早就懂得世故,能夠和大人們侃侃而談。於是,開朗有禮,穩重大方,進退有度,光鮮亮麗,而且能言善道(當然,很可能也吃了很多藥)。他們為自己塑造的假象:快樂、健康且很有成就。

訓練菁英學生,就像訓練一群純種馬繞圈子

假使這些症頭都是因單純的勤奮學習而來,那就已經夠糟了,我們這套制度竟然還火上加油。看這些極負盛名的大專院校是多麼愛炫耀自己的學生:諸如他們的大學入學測驗大學入學測驗平均分、來自名門高中的比例、以及該年度招生的錄取條件有多嚴格;然後一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披露,社會大眾就崇拜起來了。但你可別誤會,就學業方面而言,這年頭的模範生對這一切可是早有準備。

憑他們受到的精心栽培,怎麼可能有閃失呢?發奮、自律又順服,就像學院裡的運動員,從小就適應教練、技巧鑽研和飲食管理,無論師長如何要求,他們都會設法做到。有個在最高學府教書的朋友曾要求她班上的學生默寫三十行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些學生在課堂上寫作業,就像看一群純種馬在跑場上繞圈子。

壞就壞在學生們誤以為教育僅是如此而已:做功課,寫答案,考試拿第一。那些訓練沒有讓他們培養出遠大眼光或思維,倒讓他們只學會「埋首做學生」。我跟一個在州立大學分校任職的老師閒聊,那老師抱怨他的學生們都不會為自己著想。我說:好吧,耶魯的學生是會著想,但只在我們要求的時候才會。我在常春藤盟校的這些年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聰穎、體貼、有創造力,和他們說話真是愉悅,更有教學相長之感。但他們似乎都安於受教的本分,少有人表現出思想上的熱情,也很少有人會把大學視為知性探索與發展中的一環,並要去主導,引領自己執行。

有此感想的不只我一人。在安默斯特學院任教的朋友提起,一位學生請她在課後指導寫作,只因那學生已接獲醫學院的錄取通知,這時才覺得自己可以放手真正去學習。那學生說,假使他只是大一或大二生,絕不會花時間去研究寫作。我另一個朋友在某大文理學院教美術,說他的學生急著要修創意課程,只因為修這門課有助於多拿一個A。「我無法想像現在的耶魯生肯花一整個週末躺在床上讀詩集,或是趴在電腦前面為iPhone 寫個石破天驚的app。」我那任教於資訊系的前同事如是說,他本身也是七○年代後期的校友,「可是我自己在校時,我們一天到晚在搞那些事;學校裡狂熱的宅宅多得是,校園生活也因為他們而變得多彩多姿。」

現在的學生們只是單純沒時間罷了。當年的學生熱衷於課外活動,把可用的時間跟精力投注其中,一度取代了他們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衛.布魯克斯和其他觀察家曾經提到深夜哈啦大會已死,以及校園中如何缺乏此類自發性的討論交流活動。來自布朗、賓州、康乃爾、波莫納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也有過類似的怨言。有個普林斯頓的大四生寫信對我說:「我總覺得自己在暑假時比在學期中還要聰明:更有創意,更具創造力,更幽默風趣,甚至對事物更感興趣;但我無法解釋為何會如此。」另有一個女學生在寫給我的信中如此描述她那就讀耶魯的男友:

還沒上大學時,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和寫短篇小說上。三年後,他變得好沒有安全感,成天在意自己一個人吃午飯有多丟臉,擔心他的「人脈」夠不夠廣;這種事情,我那些讀公立學校的朋友根本想都懶得想,我男友卻煩得要死。全天下只有我知道他在假裝自己飽覽群籍,因為他看任何一本書都只看第一章和最後一章,而且他聽說了哪本書就去看那一本,看書評比看書的正文還要投入。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對那些書沒有興趣,而是因為能跟其他人聊那些書所獲得的社會評價勝過於實際去讀書。

當然並非人人如此。校園裡還是有喜愛探索和思考的學生,「狂熱的宅宅們」。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這些孩子仍堅持於求知及受教育的真諦,只可惜他們常常被當成怪胎。其中位就曾說,「耶魯對學問探索者無益處。」另一個女孩談到朋友轉學離開耶魯,說道:「她後來發現耶魯會扼殺自我的某個部分,而那個部分可以稱為靈魂」;還有一人則說「當你身邊每個人都想賣掉靈魂時,你就很難鞏固自己的靈魂。」

我的案例多半來自於耶魯,是因為我在那裡教書,但我並不是要針對這所學校去批評。 斗膽的說,就培養創意和知性獨立而言,我也覺得耶魯可稱得上是名門大學之中的翹楚;相較於賓州、杜克或華盛頓大學,或甚至是普林斯頓、達特茅斯這些專長職前訓練的地方,耶 魯真是學術又知性得多了。然而這也正是駭人之處:要是耶魯都算作「翹楚」,那這個「翹楚」還真糟糕。

文憑主義盛行,好學生都變成同一個樣子

但我後來學到一件事,那就是現在的好學生進大學並不像是一群綿羊或一批機器人行軍,群體中夾雜著幾個反骨愛脫隊的知識分子,而是普遍居於中庸了;他們的理想性和求知欲仍像早年的大學生,竭力探求目的和手段也不遜於以往,卻都在心理需求上受挫受困,而這竟是求學過程中無可避免。

美國政治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寫道,「每個教育體系都想要製造某個特定種類的人類。」走上菁英之路,代表你要在這過程中學習用菁英人士的成功標準來衡量自我,舉凡學 歷、成績、各種獎章,因為你贏得的讚譽和獎賞都是由此而來,而你可光耀門楣,令師長得意,教你的對手咬牙切齒。然後,你終於獲准進入夢想中的大學,那便是這段歷程上最大獎項,全世界都見證到你努力的成果;或者我們不該說「終於」,因為遊戲並不是到此就結束,後頭還有好多神奇勳章,諸如學業平均分數、姐妹會兄弟會、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醫學院考試、哈佛法學院、高盛銀行。這些獎章不僅註定了你的命運,更註定了你的身分,甚至是存在價值。

這或許就是我們常說的文憑主義:生活的目的變成了收集金色星星,於是你不願意再為課外活動而忙碌,任何無法寫進成績單或履歷表的事情都引不起你的興趣了。隨之而來的競爭意識,各種抄捷徑的投機手法;誠如杜塞特(Ross G. Douthat)在他的哈佛回憶錄《特權》(Privilege)一書中所述,同學們都把聰明才智用在偷懶省事而非學習上。雙主修的風潮也是箇中怪現象之一,它讓你不再滿足於美式高等教育所設計的學習方式,包括為最愛的主修挑一大堆選修課,以及悠閒地漫步校園中與各種新思維偶然邂逅等等。這年頭你就是要比別人多拿一張文憑,否則這一路所為何來?我甚至見過一個四修的,他似乎認為這表示他非常聰明。

當文憑主義把人們對教育的認知變得狹隘、只著眼於即效實用性時,頂尖學府的便加速同質化。舉例來說,1995年時,在《美國新聞》排名前十的大學和文理學院中,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的院校佔了三所;到了2013年,前十大院校中有八所的最熱門主修是經濟學,最多時甚至有十四所。單以四年制大學而論,有此現象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賓州大學、達特茅斯,也許連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大學都算在內(《美國新聞)的排名時有變動);而在文理學院之中,則有威廉斯、米德爾伯里、波莫納,以及克萊蒙特.麥肯納,說不定再加上安默斯特、斯沃斯莫爾、卡爾頓和衛斯理。此一熱門趨勢甚至也出現在各排行榜的第十一到二十名——全美最聞名的四十所大學和文理學院之中,竟有高達二十六所院校都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這樣的一致性實在太驚人了。

同時財金與管理顧問也躍升為最令人嚮往的職業。在2007年,已獲全職工作內定的哈佛大四生之中約有一半是即將踏進這兩個行業,而這個現象只在金融海嘯發生的那幾年稍有減緩,2010年隨即捲土重來;無獨有偶的,賓州大學、康乃爾、史丹佛和MIT也是如此。到了2011年,有36%的普林斯頓畢業生走進了財金職場。

2010年時,耶魯的這個現象只佔總學生數的1/4,但就像大三的瑪琳娜.齊剛(Marina Keegan)在翌年發表火紅的網路專文所述:這怎麼能說「只」呢?「在一個如耶魯這般多元且多彩多姿的地方,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都選擇做同一件事情,包括畢業後生涯規劃,這很值得大書特書。」更令她驚訝的是此一同質性怎麼發生,「我後來做了一項可靠且科學性的調查,就是向大一新生詢問他們是否想過自己在畢業後要做什麼,我一個一個的問,但沒有一個人說他們將來要當管理顧問或投資銀行家。」

大家只敢走別人都走的路,只想競爭中拿第一

於是,問題只剩下「為什麼?」。為何這些高材生最後都做出相似的選擇?這個現象是否具代表意義?我們不能只歸因於人性貪婪或愛錢。要記得,這些孩子都是訓練有素的馬戲明星,他們可不怕跳火圈,甚至覺得那樣才有熟悉感、安全感,也比較正確。在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一樣,那就是努力去跳這名為「名校」的火圈;但在目標達成之後,下一步反而成了未知。方向分歧了,而且好多去路都籠罩著薄霧,讓人看不清。齊剛也提出詰問,做音樂家可需要填履歷表?做公益創業、民意代表、劇作家呢?你如何讓自己進州政府部門上班、前進矽谷或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工作?這世上有多少你不曾聽聞過的出路?說穿了,求職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種種的未知,隨著畢業的日子越近,也越令學生們焦急,索性只想再找一個火圈去跳。

再說到選擇,這些孩子反而有另一種迷思。大人總是叫他們相信自己有無限的可塑性,偏偏人生的選項都是某種程度的「有限」。我之前的學生在踏出校門數年之後寄了一篇他寫的文章給我,標題是〈潛力的悖論〉,文章中說耶魯的學生就像幹細胞,可以長成這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對於只能變成單一物品感到抗拒,便盡可能地想要停留在幹細胞狀態。「我同學跟我不敢勇闖天涯,挑戰別人不能不敢之事,或走遍地球各個角落,」他寫道,「相反的,我們行事謹慎,集體行動,步伐緩慢又笨重,選擇別人走過的老路子,以確保在接下來的二年或四年之中,我們能再度變成幹細胞,依然是未被塑型、充滿著潛力與無限可能性。」

管理顧問公司尤其懂得利用這一點。他們派招募專員前進各大校園,把面試門檻弄得很低,但把錄取門檻弄高——如此倒是收到更好的成效。這份工作在履歷表上非常好看,也不會限制你在離職之後的工作選擇權,而且工作內容就跟你在學校裡做的事情差不多:精密分析、統整資訊表單、清楚而有效的溝通,還不用考經濟學。這些公司也樂於雇用主修人文科目的新人,其特質正是名校對於學生的要求:知性、勤勉、有朝氣、天資聰穎。當然,他們給的薪水都很不錯。

以前的一個學生在信中這麼對我說:

真正的問題在於現今耶魯人對於起薪的要求;倘若起薪不到100K,耶魯人便認為那是在浪費他們的學位。我想管理顧問職尤其能滿足這種常春藤名校的特有心態,認為別人就該為了你讀過耶魯或哈佛之類的而付錢來雇你。同學跟我聊他們為何一畢業就去做管理顧問,理由全都可以歸結為「因為我能做」。很少人有膽去選擇別的出路。

除了管理顧問公司,投資銀行也是另一種類似情境。另一個學生來信提到:「華爾街發現大專院校專門量產非常聰明、也非常迷惘的畢業生。小朋友們擁有十足馬力和無比的敬業精神,只是對自己的下一步毫無概念。」這情況還出現在投資報酬較慢的法學院,甚至是非營利組織中最熱門的新鮮人去處,無國界教師團體TFA(Teach For America)—這些地方同樣是大量招募、職務明確、富競爭性的應徵過程、有限的時間投入度、在履歷表上好看、不妨礙離職後的出路、令人印象深刻。不少人甚至在TFA之後又跑去貝恩(Bain)或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等金融界工作。就道德層面而論,TFA與華爾街當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對剛畢業的名校生來說,選擇前者並不代表清心寡欲,而是習慣使然。假使他們選擇金融界,那多半是因為太多人在踏出校門之際缺乏內心的方向感——換言之,除了錢,他們沒找到更值得花時間追求的東西。

書籍簡介__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

 

書名: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
作者:威廉,德雷希維茲
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16/07/01

你有想過為什麼要上大學嗎?

難道,全球的高等教育教出來的不是有用人才,
而只是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會順從地往同一方向前進?


教育體制就像生產工廠,我們都是受害者!
臺灣、美國、全球都面臨相同的困境,該怎麼辦?
 

曾任職耶魯大學的教授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
在常春藤名校求學、工作的這些年頭,看到無數學生被教育制度綁架;
雖然這些名校畢業生,外人看來猶如「人生勝利組」,
實際上卻也焦慮、膽怯和迷失,茫然無主見、缺乏創新思考,甚至與社會脫節,就像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敢順從的朝同一方向前進。

但人生無分勝負,只要能實踐夢想,何來贏家輸家?
因此,威廉.德雷西維茲教授寫了一封信要給20歲的自己,
希望當年迷惘的少年,可以有人這樣指點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