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台灣的社運團體發起「教官全面退出校園」連署,輿論反應亦相當熱烈。其實,台灣校園實施軍訓所引發的爭議由來已久,從戰後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觀察,不同時期的相關爭議,都能幫助我們在面對今日的爭議時,有較具歷史縱深的思考。

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全面回顧這些爭議,僅選擇討論1950年代軍訓實施初期,《自由中國》半月刊對救國團主導下的軍訓所做的批評,以及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初,若干學者對軍訓教育所提出的質疑,做為大家參考。前者是軍訓教育的定型期,後者則是轉型期的開始,這兩個階段的觀察,對於「教官退出校園」的議題,當具有關鍵的意義。

《自由中國》反救國團主導軍訓:曾被蔣經國批評是「為匪宣傳」

二戰後台灣的軍訓制度,是在1950年代初期由總統蔣介石指示實施,並以「台灣省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實施計劃」「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精神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等相關法規,作為實施的依據。起初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按:以下簡稱救國團)主管,直到1960年才移交給教育部負責。

「救國團」成立於1952年十月,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此乃國民黨在校園實施黨化教育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所主導的軍訓教育,即是控制校園的重要途徑。也因此,在1950年代救國團及其所主導的軍訓教育,曾引發不少批評,其中,又以雷震所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最具代表性。

舉凡《自由中國》余燕人的〈搶救教育危機〉(11卷12期)、羅大年的〈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15卷9期)、袁始的〈大學教育的悲哀〉(16卷5期)、陳孜的〈預訓班與大專學生的軍訓問題〉(18卷5期)、路狄的〈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18卷12期),乃至短評〈軍訓已到「武裝睡覺」階段〉(19卷10期)等等,都對救國團或軍訓教育提出異議。而傅正所主筆的三篇社論〈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18卷1期)、〈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18卷11期),以及〈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23卷5期),更是對救國團大加撻伐。

然這些言論往往引起當權者的不滿,蔣經國當時就曾將批評救國團與軍訓的言論,看作是為匪宣傳。如前述羅大年的文章(1956.10.31)發表後不久,蔣經國就在演講(1956.12.04)中指出:「今天尚有許多人反對軍訓,有的由於不懂軍訓的意義,有的則是有意無意之中,為共匪所利用。…前天共匪的電台廣播,說救國團在台灣常受人攻訐,其話和月前羅某的文章恰好相印證,所以我們應當警惕一種政治性的陰謀。」(蔣經國,〈加強思想領導做好軍訓工作:1956年12月4日對學校軍訓幹部第八期學員講〉)

解嚴之後學者紛紛批評:軍訓教育本身就有問題

李泰翰的碩士論文〈黨團、軍事與教育:1950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即是以《自由中國》為中心,對上述救國團主導下學生軍訓進入校園所引起的反彈,做過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對救國團而言,其被指責的焦點包括:妨礙教育的正常化與自由化、負責人選不適當、其成立未有清楚的法令、干擾學校的行政、課外活動過多、經費來源不明確等等。對學生軍訓而言,則被批評未有一套整體計畫、課程的重複與預備軍士官訓練的重疊、使用武器的缺乏等等,而教官的素質與控管學生的作為亦是被批評的重點。

必須指出:1950年代救國團及其主導的軍訓教育雖皆受到批評,論者卻多認為軍訓的問題主要出在救國團主導之不合理,而非軍訓教育本身—即黨化不容存在校園之中,但軍事化似乎可以。因此,該退出校園者應是救國團而非軍訓教育,李泰翰對此一現象分析甚明。

不過,隨著1960年軍訓教育脫離了救國團系統,批評的焦點逐漸由救國團轉移到軍訓教育本身。尤其到了1987年解嚴以後,批評軍訓教育的言論,更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例如:1987年,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林玉體出版《台灣教育面貌40年》;1988年,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劉福增發表〈大學軍訓為什麼應該廢除?〉;同一年,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忠棟發表〈學校軍訓教育的再檢討〉;1990年,張則周與林鴻淇發表〈我國學生軍訓教育的沿革及檢討〉等。這些學者,或是針對軍訓教育的功能提出質疑,或是針對軍訓教育的缺點提出批評,分析皆相當深入。

文武教育本來不需教官:安定校園竟要依賴教官?

學者們紛紛質疑軍訓教育的功能:首先,對教官實施愛國教育、激勵愛國情操的質疑。論者以為,大學軍訓只講軍事常識,加上教官多只照表宣科,學生學習情緒甚低,多抱敷衍心態,遑論激勵愛國情操。且軍人誠然愛國,學生或可感染其愛國情操,然愛國之人不必一種,愛國之道不必一端。愛國不以其道,反可能傷害國家。

其次,對實施軍訓可達成文武合一教育的質疑。論者以為,國民有服兵役之義務,本須接受兩年軍事訓練,一般學校仍實施軍訓,不無商榷之必要。且即便一般學校需推動文武合一教育,然當時軍訓課程乃以教導認識敵人一類的政治訓練等內容為主,實難真正獲得武教育的成效。更何況,各級學校既設有體育課,自可達成文武教育,實不需軍訓。

再者,對教官安定校園的質疑。論者以為,會將教官與校園安全聯想在一起,乃是戒嚴軍事統治的心態。而安定校園竟要依賴教官,「就猶如社會寧靜乃由於三步一警察,五步一憲兵,這並非學校之榮,反而是教育之恥了。」

論者甚至認為,即便軍訓教育有其好處,也可以由其他非軍訓人員加以取代。例如,校園安全的問題,可由校警或當地的警察處理;學生遭遇緊急危難,可由家長、政府或社會的緊急處理機構,以及學校自設的緊急處理中心來處理;學生宿舍的管理,可由非軍職的「舍監」來擔任;女學生的護理課程,可由護理教師來授課;學生私事的問題,可(應)由教授幫忙解決。這些輔導或服務學生的工作,本為導師之責,不需教官「乞丐趕廟公」,侵犯導師份內的工作。要教官負責上述這些份外的工作,實非合理。

質疑軍訓教育正面功能:學者提出十項重大缺點

如上所言,軍訓教育的正面功能頗受質疑。而即便有其正面功能,亦多可由其它非軍訓人員加以取代。更何況,軍訓教育本身還有許多缺點。前述劉福增等學者,除對軍訓教育的功能提出質疑,也詳論了軍訓制度的缺點:

一、教官不具學術訓練,卻在大學講堂影響學生思想,損害大學學術格度。

二、軍人的訓練是服從,大學的訓練是懷疑,因此軍訓和大學理念是相剋的。

三、大學軍訓課本全國統一,這種思想一元的特性與大學百家爭鳴的精神相衝突。

四、大學軍訓是必修課,對學生選修其它課程會產生排他性。

五、女子無服兵役之義務,而大學要求女學生必修軍訓課程,乃強迫人做無義務之事。

六、教官向來負責考核和監視學生的言行,這種特務性傷害大學校園學術自由,且抑制校園民主發展。

七、教官所展現的幾乎是國民黨的世界觀,不適合負責學生的訓導工作。如林玉體曾逐條分析1983年版的高中軍訓課程基準,發現其中多項明顯屬「黨義教育」的範疇。

八、以將官與校官在大學擔任輔導與輪值工作,並非國家培養軍官的目的,這會嚴重貶抑國家軍官的尊嚴。

九、教官由教育部軍訓處指派,與學校訓導長(主任)並無實際的從屬關係,嚴重影響學校行政體系。

十、美國雖有「在校軍訓」(預備軍官訓練團,ROTC),然與台灣的軍訓制度不同。前者只有加入的學生須受軍訓,後者則是所有學生皆有義務受訓;且ROTC與學校行政系統完全分離,而台灣的軍訓系統則是合併到教育的行政建制中。

戒嚴解除回歸民主憲政:教官就該全面退出校園

在這些批判軍訓教育的論述中,張忠棟特別是站在民主憲政的高度來加以省思。他說:「在民主憲政之下,政府要還政於民,黨和軍都要退回正常的地位,尤其要做到軍民分治」。因此,「今天重新探討學校軍訓的存廢,關鍵的考慮其實只有一點。當年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所以取消學校軍訓。現在戒嚴解除,回歸民主憲政,認真做到軍民分治,也應該取消學校軍訓」;如果「能夠掌握這一點,其他的爭議都是多餘」。

張忠棟並以二十世紀歷史為例,指出戰前的日本與德國,以及戰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右翼軍人,常以愛國為藉口,干預非軍事事務,總是給國家社會帶來相當的傷害。因此他認為:「愛國不講體制,適足以產生誤國的結果」。

今天,我們在討論軍訓教育的爭議時,固然可由其功能面詳加討論。然而,若能從民主憲政的高度來加以省思,往往較能掌握問題的本質面。誠如張忠棟所言:「能夠掌握這一點,其他的爭議都是多餘」。

本文出自:〈台灣軍訓教育,為何無法走入歷史?〉,《人本教育札記》,237(2009.03),頁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