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鬆餅運動鞋(編按:Nike獨創的熱門鞋種)擁有獨一無二的外鞋底和枕頭般舒適的中底減震墊,售價又低於市場行情(24.95美元),前所未見地擄獲大眾的想像力。不只感覺起來不一樣,或穿起來不一樣──看起來也不一樣,迥然不同。鮮紅的鞋幫,粗白的勾勾,堪稱功能和美學的革命。這外觀吸引數十萬人成為耐吉的新顧客,而其性能鞏固了顧客忠誠。抓地力和避震力優於市面上任何產品。

從流行配件到文化工藝的角度看鞋子在一九七六年的演化,我有個想法:人們可能開始穿這玩意兒去上課。

上班。

去雜貨店。

日常生活走到哪穿到哪。

這是個相當誇張的構想。愛迪達意欲透過史丹‧史密斯(Stan Smith)代言的網球鞋和鄉村系列(Country)跑步鞋將運動鞋轉變成日常穿著,成效有限。而這兩者的獨特性或受歡迎程度都及不上鬆餅運動鞋三分。所以我請工廠開始製造藍色的鬆餅鞋,這樣和牛仔褲比較搭,而鬆餅鞋的銷量就從這時真正激升。

我們生產得不夠。零售商和業務代表都下跪懇求我們把能運的鬆餅鞋統統給他們。一飛沖天的訂單改變我們公司,遑論整個產業。這數字重新定義我們的長期目標,它給了我們一直欠缺的東西──身分,只有品牌是不夠的。耐吉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到了我們非換公司名稱不可的地步。我們決定,藍帶公司(編按:Nike前身)該功成身退了。我們必須組成耐吉公司(Nike, Inc)。

而為了讓這個新名字響徹雲霄,持續成長,度過美元走弱的難關,一如以往,我們必須提高產能。業務代表的跪求不會持續多久,我們必須找到更多日本之外的製造中心。現階段在美國和波多黎各的工廠有幫助,但絕對不夠。太舊、太少、太貴。所以,1976年春天,終於到了轉向台灣的時候

誰要當台灣的先頭部隊?我仰賴吉姆‧戈爾曼,一名彌足珍貴、向來以對耐吉近乎瘋狂地忠誠著稱的員工。在往海外的飛機上,戈爾曼證明是個酷愛學習的人,猶如海綿。對於我的經驗、我的意見、我讀的書,他無不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記下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覺得彷彿回到波特蘭州大教書,很喜歡。我記得,要加深你對某個學科的知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所以當我將我對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所知的一切轉移到戈爾曼的腦袋,我們教學相長。

我告訴他,鞋子的生產商啊,正聯手拋棄日本。而他們全都轉往兩個地方:韓國和台灣。兩個國家都專攻低價鞋,但南韓已選擇採用幾家超大型工廠的模式,台灣則正在建造一百家較小的工廠。那就是我們選擇台灣的原因。對最大的工廠來說,我們的需求太高,量卻太低。而在較小型的工廠,我們將擁有主導權。一切將由我們掌控。

當然,比較棘手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我們所選工廠的品質。

再來是政局不穩的持續威脅。蔣介石總統剛去世,我告訴戈爾曼,在掌權25年後,留下麻煩的權力真空。

另外,你永遠必須考量台灣和中國長年的緊張關係。

當我們飛越太平洋時,我一直說,一直說,而戈爾曼在做詳實筆記之餘,也提出嶄新的構想,而那給了我新的洞見,要思考的新的事情。當我們在台中,我們的第一站踏出飛機,我滿心歡喜,也印象深刻。這個傢伙熱情洋溢、活力充沛、渴望趕快開始。我以當他的導師為傲。>

選得好,我告訴自己。

但當我們抵達飯店時,戈爾曼退避三舍。台中看起來跟聞起來都像銀河系的另一端。一座冒煙工廠林立的大都會,密度每平方英尺數千人,完全不像我見過的任何地方,而我已經跑遍全亞洲,所以可憐的戈爾曼當然會受不了。我在他眼中看到典型亞洲菜鳥的反應,那種精神錯亂、電路超載的神色。跟潘妮在日本遇到我時一模一樣。

穩住,我告訴他。一天一天過,一間工廠、一間工廠看。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

接下來一星期,我們拜訪、參觀了二十多間工廠。大多不好。幽暗、髒亂,員工重複同樣的動作、眼神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