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短工時，競爭力會變弱？創投專家：錯！每周工時降至36小時，台灣經濟會更好

凱因斯之夢——每週工作15小時

不少前衛、希望激發員工創意的公司早已放棄僵化的工作時間制度，員工擁有極大彈性，上下班採用彈性時間，在家辦公也無妨，甚至還有公司膽敢採用無上限假期的制度。

倫敦，2013年8月15日清晨6點，一位21歲的年輕人驟死於浴室。小夥子來自德國，暑假在美林證券倫敦分公司見習八週，只剩一週便要回家。他經常待在辦公室通宵加班，死前72小時沒闔眼，早晨匆忙趕回住處洗澡換衣，還讓計程車等在樓下，準備趕回辦公室，繼續工作。

北京，2013年5月13日深夜，從奧美廣告公司抬出一位臉色蠟黃的年輕人，他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才24歲，死前一個月連續加班，每天到晚上11點。

過勞死原是日本現象，現在似乎已經全球化，而且從慢性轉為急性，死者的年紀也越來越輕。

現代人的工作時間為何有增無減

這是現代社會的弔詭之一。科技日新月異，電腦、智慧手機、電郵、網路，絕大多數資訊與通信科技的發明全為了節省時間，提高生產力，增進人類的福祉，創造美好的未來。但現代人的工作時間有增無減，甚至侵入私人生活領域。

農業時代想必沒有標準工時的觀念，農忙農閒，完全根據季節、天氣和農作物的生長週期。工業革命開始後，從英國到世界各個角落，工廠林立，工作從戶外移至戶內，不受天候限制，加上工廠主與勞工的利益對立，才建立了每天劃一的標準工作時間。

19世紀初期，歐洲工廠的工人每週工作長達60小時，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甚至僱用大量童工，直到政府介入後工時才逐漸降低。工時能夠減少，科技的進步當然是重要的助力，否則降低工時與提高工資兩者無法同時發生。到了1920年代，大部份歐洲工廠每週工時已降至40小時。

在這樣科技萬能、希望無窮的時代背景下，凱因斯在1930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文中充滿樂觀的展望。他預測人類在一百年間，也就是大約2030年，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獲得解決，人類的經濟水平有八倍之高，一個人每週只要工作15個小時，就能滿足「老亞當」（old Adam，凱因斯的用語）的生存基本需要。

凱因斯顯然錯了，而且錯得離譜。當今全世界法定工作時間最短的法國，每週都還要工作35個小時，遠超過凱因斯預測的一倍。不過經濟學者的預測本來不必當真，他們一向這樣自我解嘲：預測人人會做，只有經濟學者能解釋為何預測沒有成真。

英國學者羅伯特（Robert）以及愛德華﹒史紀德斯基（Edward Skidelsky）父子在2012年出版的《多少才滿足？》[註1]。這本書便嘗試提供一個解釋。他們認為有兩個因素，阻擋了凱因斯的預測成為事實。

一是凱因斯假設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有個上限，抵達了上限，人便感覺滿足，不必繼續用消費來餵養人的需要。在這個前提下，生產力提高，工作時間自然減少。凱因斯顯然不是心理學者，他不知道人的心理因素——例如羨慕、嫉妒和恐懼——擁有取之不盡的加速度，永遠會跑在物質的進步之前。

另一個原因則是經濟體系各個個體（個人、公司、國家）彼此間無可避免的互動關係（史紀德斯基用的字眼是power relationships）。

不幸的是，這種關係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結構中，越來越以競爭為主調。

可不是嗎？當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新鮮人僥倖獲得一個機會，唯恐從指縫間流逝，誰敢不賣命表現？

資本主義盛行，工資工時環環相扣

當科技逐漸鯨吞蠶食人的工作機會，景氣雖然復甦，失業率仍然令人觸目驚心，哪個職場人不戒慎恐懼，努力證明自己任勞任怨、性價比不遜於機器人，制約反應般地自動加班？

當停滯不前的工資趕不上物價指數，房價卻仍然不斷飆高，薪水階級增加工作時間是不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當職場的升遷機會越來越少，升遷後的回報卻越來越高（例如1970年美國CEO的薪資是一般工人的30倍，40年後的今天是263倍）。職場如競技場，每個人為大獎所激勵，誰不樂於工作，拚死效命，爭取脫穎而出的機會？

當公司與公司在自由市場上做生死存亡的競爭搏鬥時，數目較少的員工每人工作較長的時間，和相反的多員工短工時，何者更能呈現經營績效？當營業額與員工人數比（revenue per employee）被視為關鍵績效指標，經理人是否更義無反顧地賠錢裁員、賺錢也裁員（沒被裁員的員工於是自動延長工作時間），然後心安理得地去領取那隨職位升遷而巨幅放大的獎品？

當先進國家以追求GDP成長、提高生產力為政策指南，政治人物仰仗巨額金錢捐助以挹注龐大的競選經費，開發中國家又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打造優良的投資環境，企圖加速GDP成長，如何能產生有效對策來逆轉非法定的工作時間不斷增長？同時又如何能降低法定工時？

高失業率，M型社會，低階薪資停滯高階收入瘋漲，和不見縮短只見增長的工作時間如是因果循環，環環相套，這是一個全球結構性的問題，越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問題越嚴重。

屬於台灣的工時問題特性

這樣的全球趨勢下，台灣自然不能倖免，不過台灣也有其特殊的本地問題。

台灣產業發展的現狀問題，無論朝野官員學者如何各自解讀，至少有兩個方向鮮有爭議：

一、台灣必須加速產業轉型，縮短轉型的陣痛。轉移製造業的重心，從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加工，盡速升級為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及設計創新。

二、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服務業比重。豐富服務業的內容，從民生型服務經濟提升至經驗型服務經濟。

若同意這種以創新為引擎、以價值為目標的思維，員工工作時間的長短不是重點，創造價值才是真正的員工績效指標。然而台灣《勞基法》或《勞動契約法》的立足點卻背道而馳，不免讓人有迷失在時光隧道的幻覺。

很明顯，台灣法律對於人力資源的觀念還侷困在加工出口區經濟、藍領階級為勞動人口主力的時代。例如每兩週工作84小時的奇特規定，舉世罕見。2000年通過此規定後，大陸一邊降低工時，一邊還能提高工資，台灣卻以維持競爭力為理由，十幾年來原地踏步。如果還在顧忌勞力成本提高便喪失競爭優勢，如何能奢言以創新創價來加速產業轉型呢？

又如美國的勞工法中，有所謂exempt（責任制）和non-exempt（工時制）之分。工時制一如台灣，要求公司制定每日標準工時，超過時間便以加班計算。責任制相當於白領階級，無論工作時間長短，沒有加班費，只有固定薪資。而不少前衛、希望激發員工創意的公司早已放棄僵化的工作時間制度，員工擁有極大彈性，上下班採用彈性時間，在家辦公也無妨，甚至還有公司膽敢採用無上限假期的制度。

反觀台灣法律沒有責任制之分，理論上任何員工工作超過兩週84小時，公司必須發給加班費。換句話說，台灣目前所有聘有白領階級的公司都在法律邊緣遊走。

如果用前瞻性的眼光思考工時問題，其實台灣何妨大膽嘗試依時漸進，逐年縮短工作時間。例如開始正式施行每週40小時工時，之後每兩年一週減少兩小時，降至36小時後暫時打住，視當時國際潮流再行決定未來方向。

不妨準備好輕裝上路

如果按此時程循序減低工時，也許能夠產生以下的經濟績效：

一、企業明確了解政策走向，可以預作規劃（會選擇出走的企業，大多仍以勞力成本為競爭手段。）

二、企業主因預見勞工成本逐年提高，產生迫切感，加速採取升級或轉型的具體措施。

三、由於工作條件改善，可以刺激台灣勞工不願進入工廠的就業意願。

四、縮短的工作時間被用於休閒，自然增加各種勞務的需求，加速服務經濟的成長。

五、交互授粉（cross-pollination）的環境最能滋生創意，休閒活動不只讓員工得到更好的休息，也提供更多交互授粉的機會，提升工作時的創意和創新。

六、理論上，減少5%的工時，可以增加5%就業率。就業率增加，當然有助於經濟成長。

七、對員工而言，減少工時維持工資也算是間接加薪。

工作時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一個觸及資本主義靈魂的探測針。真要能改善，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減少一些叢林式的競爭，多一點同舟共濟的合作。至於台灣，更該早日拋棄舊包袱，擁抱前瞻性的思維，即時輕裝上路。

讀後想像

一、因應目前以客為尊的思潮，一面要提升產品及服務品質，一面要縮短工時，人工成本將以倍數增加，但附加價值可以倍數提升嗎？

二、縮短工時真的可以加速企業轉型嗎？還是只是增加企業成本，減少競爭力？

三、台灣的社會資源和文化風氣，可以承擔勞工休閒時間大幅增加嗎？

[註1]中譯版《多少才滿足？決定美好生活的7大指標》（How Much Is Enough?），聯經出版公司出版，2013年10月。

書籍簡介＿小國大想像：創新創業，開發以小搏大的巧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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