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外青年旅舍的觀察：台灣人眼中的世界，往往比別人的更危險

初夏的某一個週四上午，我在波士頓的星巴克喝咖啡，鄰座的顧客起身暫時離開，基於好奇，眼角瞄到他攤在坐位上的種種物件，筆記型電腦上面有玩一半的西洋棋，一杯喝完很久的咖啡，旁邊放著一本紅皮的老書，我無法不注意書上的標題「Mein Kampf」，正是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書」的希特勒的自傳德文版「我的奮鬥」。

不久，這位客人回座了，是個剃光頭、穿細吊帶卡其褲，標準新納粹黨裝扮的年輕白種男人。

此時此刻，我突然興起這樣的念頭：「或許，我應該報警。」

環顧四周，店裡的所有客人還有職員，顯然並沒有任何人特別在意，實際上，一位年輕的白種女子，毫不猶豫在我們之間一屁股坐下。

「他是一個對公眾有危險的人嗎？或者只是在表達自己？」

「下西洋棋也是納粹的象徵，難道沒有人看出來嗎？」

「就算他是新納粹黨的支持者，在公共空間表達自己非主流的政治立場，有什麼不行嗎？代表這個人一定有危險性嗎？ 」

從周圍路人的漠視，我看到在這個以開放多元自豪的波士頓城，並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危險的人。

實際上，一個視力茫然卻堅持開車的老太太，可能帶給社會更大的危險。

我開始問自己一連串的問題。

「若只有我覺得這個人可能是危險人物，是否代表我帶著有色眼鏡、歧視他人的人？」

「如果這人不是穿著納粹服飾，而是穿著中東的白袍，桌上放的不是希特勒的自傳，而是可蘭經，大家會不會有不同的反應呢？」

「如果把場景從星巴克，換到即將起飛的航班上，鄰座的乘客會不會因此變得不安了呢？」 台北街頭不也有愛國同心會搖五星旗，對面坐著在廣場上打坐的法輪功會員嗎？同心會成員有攻擊、侮辱他人的舉動，但警方卻以管制秩序、預防集會遊行脫序為執勤重點，反而包圍路過高分貝喇叭宣傳共產黨思想惹惱的台灣民眾。

「個人喜不喜歡，真的那麼重要嗎？」

有些老一輩台灣人站在101門前，對於年輕女孩衣著暴露，比起愛國同心會的行徑說不定更不喜歡，那又怎麼說？

幾年前，同樣在波士頓，因為要等人殺時間，因此去24小時的藥妝店閒逛，沒想到突然被三名人高馬大的警察包圍，要求看我的證件，並且質問為什麼在這裡，

「警官先生，我做了什麼錯事嗎？」我滿腹狐疑地問。

「沒有，可是因為有民眾報警，說有個『怪怪的外國人』在店內流連，我們只好依規定調查。」警官語帶抱歉地說。

所以顯然有人認為我是「危險人物」，逛藥妝店是「可疑行徑」因此報了警。是櫃台後面嚼口香糖的媽媽店員嗎？還是剛才差點撞到我那個老太太？我該怎麼想？我應該生氣嗎？我該寫信抗議嗎？

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那位被我認為是危險人物的新納粹黨成員的處境，並沒有什麼兩樣。

我將這件事，特地問幾個身邊的朋友，他們看到什麼人會嗅到麻煩？

「看到戴著黑色大盤帽、留著鬍鬚的正統派猶太人上飛機，我心就涼了，」我當空服員的朋友說，「因為很容易跟人起爭執，而且他們會拒絕女性坐在旁邊，往往弄得整台飛機雞犬不寧。」

「看到拿一本希特勒自傳，穿著新納粹黨式樣服裝的人上飛機，你不會擔心嗎？」我問。

「不會。」

「看到穿阿拉伯白袍、纏頭布，拿著可蘭經的人上飛機呢？」我又追著問。

「也不會啊！那不過就是傳統服裝不是嗎？反而拿著厚厚一本聖經登機的，我還會比較擔心。」

沒有人喜歡被貼標籤，但是我們卻很容易在別人身上貼標籤，想想我需要努力的空間，實在是太大了。

生於十七世紀末期六世達賴喇嘛的倉央嘉措，與其說是宗教領袖，因為生性浪漫，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學習哲學、詩歌、曆算，並且拒絕成為沙彌。他的性格更像一個浪漫詩人，因此常常違反格魯派的戒律，卻創作出不少優秀的情歌和情詩。據說他經常離開布達拉宮，到野外比賽射箭。白天穿著僧服坐在布達拉宮，晚上卻經常換上便服，出宮的時候選擇步行、騎馬或乘坐轎子，流連於各地的花園、在拉薩的街上度過夜晚，喝葡萄酒、唱歌、交女友，創作情歌，還因此落了個「情僧」的名號。

即使他一直拒絕過謹守戒律的生活，卻沒有因此被廢黜達賴喇嘛的地位。

後來他留下一段充滿智慧的話語：「我以為別人尊重我，是因為我很優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別人尊重我，是因為別人很優秀；優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別人。對人恭敬其實是在莊嚴你自己。」

有時危險是真的，但是作為一個旅行者，我知道大多數時候不是真的。

我時常笑稱，只要在青年旅社，看到疑神疑鬼拿著大包小包護照手機錢包去公共浴室洗澡的，肯定是台灣人，其他國籍的旅行者，基本上都會將這些東西毫不在意地攤在床上。

明明在同一個時空，但是台灣人的世界，往往比別人的更危險。

輕易懷疑別人，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

到頭來，最危險的可能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自己的心靈。

褚士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