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某一個週四上午,我在波士頓的星巴克喝咖啡,鄰座的顧客起身暫時離開,基於好奇,眼角瞄到他攤在坐位上的種種物件,筆記型電腦上面有玩一半的西洋棋,一杯喝完很久的咖啡,旁邊放著一本紅皮的老書,我無法不注意書上的標題「Mein Kampf」,正是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書」的希特勒的自傳德文版「我的奮鬥」。

不久,這位客人回座了,是個剃光頭、穿細吊帶卡其褲,標準新納粹黨裝扮的年輕白種男人。

此時此刻,我突然興起這樣的念頭:「或許,我應該報警。」

環顧四周,店裡的所有客人還有職員,顯然並沒有任何人特別在意,實際上,一位年輕的白種女子,毫不猶豫在我們之間一屁股坐下。

「他是一個對公眾有危險的人嗎?或者只是在表達自己?」

「下西洋棋也是納粹的象徵,難道沒有人看出來嗎?」

「就算他是新納粹黨的支持者,在公共空間表達自己非主流的政治立場,有什麼不行嗎?代表這個人一定有危險性嗎? 」

從周圍路人的漠視,我看到在這個以開放多元自豪的波士頓城,並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危險的人。

實際上,一個視力茫然卻堅持開車的老太太,可能帶給社會更大的危險。

我開始問自己一連串的問題。

「若只有我覺得這個人可能是危險人物,是否代表我帶著有色眼鏡、歧視他人的人?」

「如果這人不是穿著納粹服飾,而是穿著中東的白袍,桌上放的不是希特勒的自傳,而是可蘭經,大家會不會有不同的反應呢?」

「如果把場景從星巴克,換到即將起飛的航班上,鄰座的乘客會不會因此變得不安了呢?」 台北街頭不也有愛國同心會搖五星旗,對面坐著在廣場上打坐的法輪功會員嗎?同心會成員有攻擊、侮辱他人的舉動,但警方卻以管制秩序、預防集會遊行脫序為執勤重點,反而包圍路過高分貝喇叭宣傳共產黨思想惹惱的台灣民眾。

「個人喜不喜歡,真的那麼重要嗎?」

有些老一輩台灣人站在101門前,對於年輕女孩衣著暴露,比起愛國同心會的行徑說不定更不喜歡,那又怎麼說?

幾年前,同樣在波士頓,因為要等人殺時間,因此去24小時的藥妝店閒逛,沒想到突然被三名人高馬大的警察包圍,要求看我的證件,並且質問為什麼在這裡,

「警官先生,我做了什麼錯事嗎?」我滿腹狐疑地問。

「沒有,可是因為有民眾報警,說有個『怪怪的外國人』在店內流連,我們只好依規定調查。」警官語帶抱歉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