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捷隨機殺人事件。

2015年,台北國小隨機殺人事件。

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

短短三行,然後沉重。

我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方式與你或妳談論,那些逝去的與傷害的。就像我們也從來缺乏討論那些渾沌與粗暴。而事情總是發生在走過某個轉角的那天,臉書上多了一則訊息,卻也少了幾個生命,我們才愕然發現原來悲劇不需預告,它潛伏於所有人意識的邊界,倏忽之間就傷的人好痛好痛。

是啊,好痛好痛。刀子並未砍在我們的身體上,卻砍殺了我們對於自身安全、平穩的想像,整個社會於是成為負傷的野獸,狂嚎著,卻無能為自己療傷。

於是,嫌犯砍了一刀,就帶走這塊土地上所有的花。

而天知道,我們何其需要有人來理解胸中那些惶恐不安。

缺席的老師們

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總在重大刑案發生後,驚覺自己被遺棄在漫無邊際的恐慌之中,卻無能看清那恐懼的根。

如果你問,我們為何那樣無助,無助到連為自己療傷都做不到?或許那是因為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鮮少有人能告訴我們檢視傷口的方式。

我問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黃惠貞老師,學校裡談這些事嗎?她說,老師其實也會傳遞事件的訊息,但是不敢在學校跟同事談論,因為怕被貼標籤。同時也在教師工會服務的她說,工會裡的老師已經算是對公共事務較敢發言的一群了,但即便是如此,也還是會有這樣的疑慮:

「大部分老師不會講他怎麼做,因為他很擔心跟別的老師不一樣。我必須要說,教師文化裡的同儕壓力比想像的大很多。老師比學生還怕跟別人不一樣,在他不知道別人是怎樣的時候,他不會先秀出來他怎樣。比如老師是廢死的,他很擔心別人是支持死刑的。比如老師是支持死刑的,他很擔心別人是廢死的。」

她接著說:「在我的記憶裡,辦公室不太會有人討論這件事情。那你說老師會不會在課堂上討論這件事情?據我所知啦,通常會討論這件事情的老師,是支持廢死的。支持死刑他不會這樣講,他會避談這種事情。我的觀察啦,我的觀察當然不夠全面,不知道代表性有多少。基本上我們的教育者在學校教書,讓老師非常習慣不需要跟社會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