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羈押14年，死囚鄭性澤終於獲釋》當無辜的人被判有罪，沒有人是自由人

編按：鄭性澤被控告於2002年時，與羅武雄等六男一女在台中縣豐原市的KTV滋事，警方闖入，鄭性澤被懷疑槍殺蘇警，鄭性澤被判死刑。不過監察院認為此案例的審理跟證據都存有重大瑕疵，直到今天（2016年5月3日）檢辯雙方認為無羈押必要，台中高分院庭訊後裁定鄭性澤限制出境、出海，解還台中看守所，由台中高分檢開立釋票後放人。

（新聞連結：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03/852015/ ）

2002年，台中十三姨KTV，一群輕狂的年輕人喝醉了酒在KTV裡鬧事。其中，羅武雄對著天花板與酒瓶開槍取樂，驚動了KTV的工作人員報警處理。警方趕到後，隨即與羅武雄一行人展開槍戰。羅武雄中槍而亡，員警蘇憲丕也身中三槍，送醫不治。

但這個案件在審判後，卻出現了峰迴路轉之處：開槍殺警的人是羅武雄，被判殺警的卻是替羅武雄保管槍枝的鄭性澤。羅武雄與蘇憲丕已死，無法再開口證明。而這個明顯可被質疑是誤判的案件，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實是：羅武雄攜帶了四把槍，其中兩把交由鄭性澤保管，而員警蘇憲丕衝進來時，他拿著本來就在開槍取樂的兩把槍，朝著蘇憲丕射擊。

案件判決卻說：蘇憲丕衝入包廂後，向羅武雄開了五槍，羅武雄還來不及開槍就被擊斃。而鄭性澤卻坐躺在沙發上朝蘇憲丕開槍，直到克拉克卡彈為止。

持槍鬧事不對、殺警更是重罪，若是閱讀十三姨KTV的新聞，我們會認為這是一群荒唐少年，罪有應得。但是否因為如此，我們就能縱容警方冤枉沒有殺人的鄭性澤？是不是因為表面上的「罪有應得」，我們就可以讓司法體制刑求、誤判？

在所有冤獄案件中，鄭性澤案或許不是最出名的，但冤獄該有的誇張事蹟，鄭案卻都備足：

1. 刑求：鄭性澤在槍戰中受傷送到豐原醫院包紮時，病歷沒有眼睛瘀傷的紀錄。隔天早上七點，鄭性澤在警局做自白，並送到看守所。看守所的體檢表寫著：「左眼內淤血，左眼浮腫」。

2. 破壞現場：KTV包廂中一共查獲四把槍枝，但這些槍枝的「掉落位置」，卻是整齊並排在沙發上，像是我們在購物網上看到的拍賣品一般。

3. 流程草率：案件發生後，檢察官沒有把兇槍拿去驗指紋，一直拖到一審，才由法官送驗。

4. 物證蒐集不全：羅武雄身中兩槍，彈頭卻沒有取出來。當日有員警持錄影機蒐證，但錄影帶卻沒有送交法院。更別提卷子裡沒有羅武雄陳屍的照片。

夥伴被鬧事青少年殺害，任何員警都會悲憤異常。但，不能因為如此，我們就以主觀認定殺人者另有其人，而非交給證據來還原現場；也不能因為這樣，我們就讓司法體制「刑求」嫌疑犯。難道有罪者，如何刑求都可以？無罪者，刑求他就是暴政？我們的人權是否該重新重視司法流程的謬誤？

長長的yes

2012年9月22日憲法學會主辦的座談會。

主題是言辭辯論，而且與談人是許玉秀與許宗力兩位前任大法官。兩位都於2003年至2011年擔任了八年的大法官，任內寫了不少憲政史上精彩的意見書。羅律師決定把握今天的機會，將鄭案的能見度拉高一個層級。

我們的最高法院通常不開庭。民事、刑事、行政三個最高法院，在法律規定上各有不同，但實務上卻全都一樣，就是不開庭。幾十年來僅有幾次全國矚目的案件開庭審理，例如呂副總統告新新聞的案件。本來法院審理以開庭為常態，不開庭為例外；但最高法院行之有年的習慣積非成是，總以不開庭為常態，開庭為例外。兩位許大法官或多或少都對這一現象提出批評，羅秉成律師則據此提問：言辭辯論算不算人民的憲法權利？

「現行法律說可以不經言辭辯論，主詞是法院，也就是把言辭辯論是否核准，當作法官的職權。主詞不是當事人。可是剛才許玉秀大法官講到，言辭辯論關乎當事人的主體性。這裡我要提出的問題是：開庭辯論是當事人的聽審請求權嗎？如果當事人提出請求說我希望開庭，那法院如果要否決，是不是必須交代理由？」

「不開庭的法院程序，除了最高法院以外，非常上訴，刑訴444條，明訂不經言辯。再審程序也不開庭，向高院聲請、向最高抗告，都不開庭。鄭性澤案我們向高院聲請再審的時候就要求開庭，高院不准，我們向最高抗告，最高說開不開庭是法院的職權。法院如認為沒有開庭必要，就可以不開庭。」

「可是我們認為至少有兩個必要。第一是律師團發現了卷內的錄影帶從來沒有被法院勘驗過，自行勘驗後發現對鄭性澤有利，可以動搖原判決。所以我們希望法院開庭來勘驗這捲錄影帶；第二，到底能不能動搖原判決，也要經過辯論，大家來表示意見。可是高院與最高法院卻看都不看，法院認為『你拿出來的新證據要一目了然，如果還要我勘驗的話那就是調查了，可是再審還沒准是不能進行調查的，否則我就違法了。』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法律見解。當事人的聽審請求權被犧牲掉了。」

「這個案子有沒有判決違憲的事情是很值得討論的，希望兩位許大法官能有機會審視這個案件，甚至做個判決評鑑。」現場響起笑聲，羅律師自幽一默：「學生出作業給老師，這種事情不太禮貌。」

許玉秀大法官隨後更進一步的申論「正當法律程序」。「我的八年釋憲經驗讓我學到，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就是正當法律程序。我在這裡公開邀請大家跟我一起來投入這個主題。」

羅律師見機不可失，立刻說：「我帶案投靠。鄭性澤的案子，我發現有很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很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個案研究，包括再審程序。我已經到了一個難以忍受的地步，但又不曉得有什麼槍彈可以用。您那個正當法律程序的書我買來拜讀了，深受啟示。我認為或許這樣的理論，套在一個個案上面仔細的檢視，會有不同的發想也不一定；希望有這個合作的機會。」現場立刻響起掌聲，大家都樂見理論與實務的對話與合作。

許大法官接下來這一段話，令全場有些驚訝，說不定也令她自己有些驚訝。「剛剛羅律師提到鄭性澤案。兩年前，廢死聯盟為四十四個死刑犯提起釋憲，鄭性澤也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也不能裝作不知道。我必須坦白承認，兩年前的那次釋憲，我不是沒有注意到一些判決，但是一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鄭性澤案的判決受到質疑。知道之後，我心情非常沈重。審理死刑釋憲案的實際狀況我不便說，但是我當時為什麼沒有特別注意？我、我們大法官，到底在審理過程中疏漏了什麼？我開始反省我自己。我這樣說好了：我如果有功課沒有做好的話，我就繼續把它做好。」

全場又是一片掌聲。結語時，主持人李念祖律師對羅律師說：「英文有一句話是this is a long yes.『yes』本來講yes就好了，但是有的時候是用很長的、曲折的方式講的。在我看來，你今天得到了一個long yes。」

許玉秀大法官要繼續做的功課，可以從後來她發表在《月旦法學雜誌》的一篇文章看出端倪。〈司法公信在裁判〉，罕見的開篇就說：「這篇文章不是在發表一個意見，而是在採取一個行動。」什麼樣的行動呢？一個新的裁判書寫格式。

許玉秀認為，「格式」會深刻地影響「內容」。「猶如寫文章一般，能不能有效開啟思考層次、使靈感源源不絕，完全取決於是否採取一個可以挑戰既有思考習慣的論述方式。如果不敢碰觸對立觀點的核心，習慣使用各說各話、不敢明確表態的語法發表看法，思考無形中會逐漸受到桎梏。只有直接面對難題的寫作方式，才可能逼出有創意的論述，因為進步來自於勇敢思考，勇敢思考則來自於勇敢地真誠說話。而真誠說話，就是說心裡真正想的，說手裡真正在做的。」

大法官642號解釋，是「勇敢思考，真誠說話」負面例證。因此在642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裡，許玉秀毫不客氣的批評：「本院大法官至今慣行的解釋八股文，有利於掩飾論述上的謬誤，不利於掃除思考上的盲點，更是增加議事負擔、耗費釋憲資源的元兇，欲提升釋憲效能，應該儘快拋棄解釋八股文的桎梏。」

她認為，「能忠實反映每一個思考細節的論述格式，才可能逼迫出認事用法精準的判決。」她主張所有判決都應該提供證據清單，這是保證透明的第一步，「有自信的判決，不害怕亮底牌。」

鄭性澤案的判決，是又一個負面例證。許玉秀注意到，鄭案的蒐證錄影帶從未呈現在法院。如果鄭案判決採取了她所主張的格式，一開始就列出證據清單，那麼重要證物的缺漏、現存證據的薄弱，就無所遁形。然而鄭案判決正是許玉秀所謂「掩來蓋去」的判決，對於槍戰的重要環節，常常採取模糊策略，例如不直接寫出法院的認定，但引用鑑識組長魏世政或法醫許倬憲的證詞，間接建構出「鄭性澤兩階段移動位置殺人」的情節。

在蘇建和案平反的過程裡，判決評鑑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蔡墩銘、許玉秀、李茂生、許志雄四位教授聯合對蘇案的荒謬性予以痛擊。許玉秀如今回看蘇案，得著的教訓是：「判決製作格式有利於掩飾程序瑕疵。」

如果說那場座談會上，許大法官說了一個長長的yes，那麼這篇文章，恐怕只是這個yes的一小部分而已。「勇敢思考，真誠說話」，這個原則若能貫徹，只怕法界最陳腐的陋規，都要被深深撼動。

再審制度總體檢

鄭性澤案的救援至此，再審制度的改革，顯然刻不容緩。就像蘇建和案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同步前進一樣，鄭性澤案很可能也會在個案救援的路途上，順道推動制度的改變。在言辭辯論座談會擦出學界與實務界的合作契機之後，又有兩場關於再審制度的研討會，幾乎將這個領域的重量級法界人士一網打盡，包括研究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學者王兆鵬、林鈺雄、何賴傑，司法實務界改革派法官黃瑞華、錢建榮，還有論及冤案不做第二人想的羅秉成律師。特別跨刀主持的分別是李念祖律師與前大法官許宗力。

再審是為了「案件定讞以後又發現有錯」而設計的補救措施。台灣再審制度顯而易見的病灶是：再審率極低，表示此路幾乎不通。近二十年來，台灣高等法院的再審率約為千分之5.75，也就是1000個聲請再審的案子裡，得到再審機會的還不到6個。（見表一）如果只看近十年的數據更慘：1000件裡還不到4件。挪威的數據則是：1000個案子裡，有160個可以再審。做個簡單的算術就知道，挪威的再審率幾乎是台灣的30倍。

一個案子要再審，就是懷疑先前的法院可能判錯了。是否台灣的司法水準大勝挪威，所以犯錯的比例僅為挪威的1/30？還是剛好相反：台灣的司法不但審判品質不佳，而且死不認錯？

王兆鵬教授從歷史系譜上追索問題的起源。世界各國都將再審的規定分成「對被告有利」與「對被告不利」兩種，前者門檻較低，後者門檻較高。

聽起來好像不太公平？為什麼不是同一門檻呢？因為再審制度是用來防止國家錯將懲罰加諸於人。「對被告有利」的案子，如果被告是被冤枉的，自應重行審理，作為補救。「對被告不利」的案子，則應該嚴格把關，因為國家握有司法調查權，已經是證據上的強勢，應善盡勤勉義務（due diligence）；不能在定讞後，又重來一遍，無止盡追殺。

所以各國對於「對被告不利」的再審案件，都是採取高門檻的。法國與日本最乾脆：根本不准再審。美國是原則上不准，但例外許可。德國也對「對被告不利」的再審採取高門檻。

我們可以這樣比喻：其他國家對於再審是採取「人車分流」的，因為人很脆弱、車很堅固，所以要分開。法國與日本是行人徒步區，車子根本不能進。美國與德國至少也做到行人優先。

台灣法律繼受自德國，可是在再審這一部份，我們抄錯了。我們所有再審案件都一視同仁的以「對被告不利」的高門檻伺候，如此造就了「台灣奇蹟」：超低再審率。換句話說，一個原本設計來防止國家侵害人民權益的機制，搬到台灣來以後，就變成一個阻礙人民申冤的絆腳石了。台灣的再審制度是連人行道都沒有，人車爭道，險象環生。

「高門檻」有多高？比如說，凡是卷內的資料，法院一律當作「已經審酌過」，不算新證據，所以不能據以聲請再審。可是卷帙浩繁，每一頁每一行每一字，法院都審酌了嗎？

羅秉成律師有切身之痛。他也是「蘇建和案」的義務辯護律師。雖然蘇案八月底才贏得無罪定讞的結果，結束了21年的纏訟；但是在蘇案的每一個慶祝場合，羅秉成都督促所有人，以對正義的熱情，繼續救援其他的冤案，例如鄭性澤案。而鄭性澤案，就是一個嚴苛再審制度下的受害者。

鄭性澤的確定判決認為，被害人身中第一槍以後立即倒地，可是有一張現場照片卻清楚顯示，茶几上有一灘血。羅秉成以這張照片為新證據提起再審，但是被駁回了，因為法院把卷內所有的證據都當作是「已經審酌」過的，所以不算是「新」證據。「古書上教我們的那種溫柔敦厚的文化傳統，都不曉得哪裡去了，這完全是酷吏思想！」王兆鵬嚴厲地抨擊。

羅秉成為鄭性澤案提起兩次再審，都被駁回。再審制度的問題，除了高門檻外，還有黑箱作業的問題。再審聲請都不開庭，律師沒有機會說服法官，也不知道法官是誰；直到聲請被駁回，羅秉成才知道，駁回的法官就是以前判決鄭性澤死刑的法官，而且就是更一審那位只開兩次庭、只傳一位證人的法官！按照慣例，這種情形應該要自行迴避的，因為他怎麼可能以今日之我糾正昨日之我呢？

何賴傑教授引述德國的情形，也指出再審程序裡，原來參與過審判的法官應該要迴避的。甚至台灣司法實務最常用的擋箭牌：「這是法官自由心證裁量範圍」，德國實務見解也採較寬泛的認定，即使涉及自由心證，也不妨再審。

錢建榮法官則針對「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做了一番考古。法院在駁回再審聲請的時候常常用這一號判例作為駁回的理由。錢法官考證後發現，這是民國35年引用《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的一則判決，後來陰魂不散，變成再審路上張著血盆大口的一隻鬼。民國35年，那是將近七十年前了，當時政局動盪，與現在時空環境相差何止以道里計。《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與那個年代的很多法律一樣，充滿了不成比例也不顧正當法律程序的國家濫權，例如它規定法院審理可以不公開；漢奸與盜匪案件定讞後，最高法院直接打電話給法務部，三天內就執行死刑。《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甚至將三審縮水為二審，可以說完全架空了《刑事訴訟法》。

更離譜的是，《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是限時法，民國33年公布施行，並且宣布三年有效。但自民國37年起，此法時效不斷被延長，最後一共苟延殘喘了11年。簡單的加減法一算就知道，33年公布的法令，以3年為期，那麼到36年，此法不就失效了嗎？37年以後的所有延長都是無效的，頂多是慶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的冥誕罷了！這個發現可以與蔡兆誠律師發現《懲治盜匪條例》早已失效相互輝映。

「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就是這麼一個過時法律的衍生物。我們司法實務如此抱殘守缺，任令舊鬼噬新人，真令人難以想像。

司法不透明，必然會產生弊端。羅秉成為了鄭性澤案向法院聲請閱卷時，最高法院居然回覆說卷不在他手上。令人悚然一驚：原來最高法院連卷子也不看，就要決定准不准再審？這種黑箱作業也侵害被害人的權益，因為被害人完全不知道被告這一方在尋求法律救濟。如果再審通過了，被害人一定先是吃驚、繼而憤怒，因為他毫不知情，他表達意見的機會被剝奪了。

林鈺雄教授認為，再審制度的重大漏洞，並不在於新事實新證據如何認定的法釋義學，而是程序重大瑕疵、違反法治國原則時，無法再審，而非常上訴因為被限縮為特殊狀況，所以兩頭落空。

我國僅刑事訴訟的再審採這樣的規定。民事與行政訴訟，如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都構成再審事由，不會形成刑事這樣「再審與非常上訴兩邊互踢皮球」的真空狀態。林鈺雄舉例說：例如鄭性澤案，他的非常上訴被駁回，說應該去提再審，然後再審又被駁回，說應該去提非常上訴；「這就是『幽靈指示』，他叫我們去走的那條路根本不存在！」

實務上，再審制度好像一截盲腸——它不通往任何地方，結果也就不具備任何功用。何以致之？黃瑞華法官毫不保留地說出再審率低的「不能戳的秘密」：刑事定讞案件是最高法院定讞的，再審的聲請卻由高等法院審理；高院法官敢說：「上級法院的判決可能有錯」嗎？這樣不影響他的升遷機會嗎？何況再審案件不計入每位法官的分案量。新收的案件，大家均分；如果某一庭法官另有一件再審案件呢？抱歉，你還是要接和別人一樣多的新案件，不得抵免。換句話說，准再審就是做白工。

黃瑞華直言：實務界都認為低再審率是為了維持法的安定性，「可是，那根本就是在維持『確定判決的安定性』，維持法院的權威。」她認為再審制度的意義是「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這個價值應該高於確定判決的安定性。她的語氣中難掩沈痛：「我們這一代的法官、檢察官，一定會被後代唾棄的。」

總的來說，再審制度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三項：第一，「再審」與「非常上訴」兩種救濟制度互踢皮球，產生了三不管地帶。第二，再審制度沒有「人車分流」，以致於把德國法律裡用來限縮國家權力的高門檻，用來阻礙冤案的平反。第三，再審實務上不開庭也不進行調查，程序的不透明使得再審程序本身就容易藏污納垢，還如何奢言「匡正定讞判決的錯誤」？

那麼，再審制度應該怎麼改？王兆鵬研擬了一個修法草案，一言以蔽之：「單軌、一元、獨立化」。羅秉成解釋：「單軌」是不要再區分成再審與非常上訴，因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錯誤常常糾葛在一起。「一元」是統整由一個單位來審理再審聲請。「獨立化」是成立一個委員會，獨立於法院之外，例如英國的刑事案件複審委員會（Criminal Case Review Committee）。

林鈺雄則認為應該參考法國與德國的做法，將違反國際人權公約事項，列為特別救濟事由。國際人權體系的建立，不僅靠公約，更是靠裁決機構用個案判決而形成的案例法（case law）。歐洲人權法院最近有一個判決，是法國警察刑求嫌疑犯，六、七年之後，法國法院判決刑求的警察有罪。被刑求的人不服，認為判得太輕，告到歐洲人權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被刑求的人勝訴。換言之，就刑求一事言，國際人權體系所要求的國家義務，不只是「規範面」：用法律規定不能刑求；而且深及「實踐面」：當刑求發生的時候，國家應負調查義務。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這是《論語》裡面子貢講的話。以現代時空來理解，國家權力運作的最高境界應當如是：一切透明、公開，連錯誤與缺失，也要全部公開。司法也應擔負這樣的期許，讓合理的再審制度成為發現錯誤的機制，然後加以改正。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賴。

（註：2015年2月，刑事訴訟法修正，將再審的高門檻稍做改革。過去，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六款規定，再審的條件是：「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這一句裡給了兩個條件，就是證據的「新穎性」與「確實性」。

關於「新穎性」一項，法院的立場是「撿到籃子裡就是（我的）菜」——所有卷內既存的證據，就當作是已經審酌過了，不算新證據。這點令人無法同意：一個案件的卷宗堆起來那麼高，以鄭案為例，光是現場照片加上解剖照片，就超過兩百張；歷審法官每一張照片裡的每一個細節，都推敲考慮過了？這個不合理的限制，現在已經修正，新的條文規定，無論判決確定之前還是之後的事情，只要未經法院審酌，都可視為新證據。

以前，法院也把「確實性」的門檻定得很高，不管被告提出什麼新證據，法院都說：「無法動搖原判決」，就予以駁回。修正以後的420條刪掉了「確實」兩字，以免法院隨便認定新證據不夠「確實」。判決不是根據單一證據做成，新證據往往也要和舊證據一起考慮，才會對案件有新的理解，因此新法也規定，新證據無論單獨或綜合判斷，有可能動搖原判決，就可以開再審。

2016年檢察官為鄭性澤聲請再審，就引用了新修正的再審規定，作為再審理由之一。）

書籍簡介＿十三姨KTV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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