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發生後,國家機關開始介入、調查的同時,有一種被忽視的受害者,也逐漸產生中––受刑人家屬,亦為犯罪受害者。隨著親人的被捕、審判、入獄,受刑人家屬也付出許多代價,諸如失去經濟支柱、因為刑事程序的展開而須負擔訴訟的開銷、為社會所排擠、罪惡感等心理壓力…卻通常難以從社會上得到足夠的協助。

受刑人的未成年子女所受衝擊,往往較成年人更嚴酷。孩子於父母入監服刑時,受到三重危機:經濟困難、社會標籤化,以及需要保守秘密的羞恥感,並因此產生學習與人際交往的惡化。若是女性受刑人,有子女者通常為單親家庭,孩子所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

在兒童的成長與人格發展中,雙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規定了兒童有權不被剝奪與雙親相處;同條第四款,更進一步規定了父母入監服刑時,其子女的權利:「當分離係肇因於父母一方或雙方或兒童受扣押、監禁、放逐、驅逐出境或死亡(包括任何原因造成簽約國看管下之人的死亡)時,該簽約國受有請求時,應在不損害該兒童福祉的情況下,給予該父母、兒童或其他家屬,有關失蹤家屬下落的消息。惟簽約國應確保任何關係人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在許多國家,協助受刑人子女是由慈善團體或民間組織來運作。然而在瑞典,政府從執行刑事訴訟程序,到後續的監獄教化,是直接從制度上考量到受刑人子女;輔以民間組織的支援,使受刑人子女平安、順利成長的權利,不因成年人所犯的錯誤而被犧牲。

配合刑事追訴階段,實行兒童權利照護

瑞典最重的刑罰為監禁。自1980年代以來,瑞典盡可能降低監獄內的監禁,尤其短期徒刑的適用(註一),這是瑞典刑事政策的基礎思想:瑞典刑法典第三十章第四節規定,在選擇刑罰時,法院應考量一切情況,盡可能選擇較監禁輕微的懲罰。監禁政策的目的,著眼於受刑人日後能成功復歸社會的準備,和避免除了失去自由,一切因監禁所產生的額外不良影響。

瑞典並設有兒童監察官(Ombudsman for Children),確保刑事司法程序能重視受刑人子女權利。該職位設立的初衷,在於視兒童為獨立個體,其權利不附屬於成年人,然而兒童卻沒有相應的投票權和其它能夠影響政策決定的力量,故需要有人以兒童的角度為其發聲,並檢驗國內的各項政策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標準,因而於1993年公布施行兒童監察官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