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韓國留學生告白：羨慕台灣人失業可以去賣雞排，韓國連賣泡菜的機會都沒有

國內的新聞報導，總是不斷傳輸韓國政府是如何積極對外開疆拓土，而台灣卻不斷原地踏步的消息，例如：在這幾年當中，韓國已經接連與美國、歐盟及中國大陸等大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台灣應該要學習韓國，如果台灣不急起直追，將會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的一位韓國學生曾經告訴我，台灣很好，他很羨慕台灣人。他說韓國雖然所得高，但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韓國雖然簽了很多自由貿易協定，其實韓國人並不快樂。可見一個國家就算簽訂再多自由貿易協定，也不代表國民從此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欣羨台灣？韓國學生說：「在台灣，如果一旦失業了，還可以像新聞報導過的那位政大博士生一樣，到逢甲夜市擺攤賣雞排，也可以如同之前離職的主播一樣，創業加盟開早餐店。在台灣，只要願意做，一切充滿機會與可能。但是在韓國，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沒有工作想要去賣石鍋拌飯，卻發現韓國規模最大的全州石鍋拌飯是三星集團旗下的子公司開設的，根本沒有我可以插旗的空間；如果想要開一家韓式烤肉店，卻驚覺在韓國處處可見現代集團旗下的豐林烤肉店，市場早就被壟斷。甚至連韓國人每餐必備的聖品—泡菜，也幾乎由LG集團旗下的CJ公司所製造販售。」韓國大財閥的無所不在，讓遭遇失業的韓國人，對未來更加感到失望與絕望。

其實，財大氣粗的韓國大財閥，各自的事業版圖有如八爪章魚，老早就已壟斷韓國各大小產業，難怪過去有人戲稱韓國人從出生到死亡，只要使用一種品牌就可以，例如韓國的三星集團，不只賣手機，還賣尿布，也開學校，賣壽險，甚至還開棺材店。韓國大財閥還真有如鬼魅，處處都在，無所不在。

韓國的大財閥英文稱為「chaebol」，是由韓文「재벌」直接音譯過來的，它的文義是「擁有巨大財富的集團」。韓國人一向崇尚「大」，正如同韓國所追求的「大國夢」，這讓韓國年輕人自然也把追求「大」，當成向他人炫耀的標的。

所以許多韓國年輕人，寧願選擇不與「財」鬥，而將到大財閥上班當成是自己終生的志業與目標。但是僧多粥少，在韓國，想要到大財閥上班，不僅要通過層層關卡的激烈競爭，還要通過大財閥所訂定的忠誠考核，也就是必須在過去的就學期間，不能有任何批判大財閥的言論與行為，否則就算能力再好，大財閥也不會錄取。這讓韓國的輿論界頓時成為一言堂，批評大財閥成為不可侵犯的「聖域」。

其次，在韓國扭曲的薪資結構下，一個人在大企業或是在中小企業上班，薪資通常可以相差到3倍以上。舉例來說，根據2015年的最新統計，三星電子的新人起薪約為250萬韓圜（約新台幣7萬元），而屬於中小型企業的樂泰化工（Loctite），起薪則只有100萬韓圜（約新台幣2萬5千元），這比台灣的新鮮人起薪22K魔咒，似乎也沒有高上多少。可以說，韓國貧富差距的根源，竟是來自大財閥與中小企業的薪資差距。

橫行韓國社會的財閥

韓國社會普遍以是否進入大財閥工作為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在這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社會壓力下，許多人必須從小就要開始培養進入大財閥的相關技能，韓國也有許多補習班主打如何考進大企業，這讓韓國年輕人承受無比龐大的心理壓力，也難怪韓國雖然身為世界第八大經濟體，但在全球的幸福指數當中卻是敬陪末座。韓國的人均GDP雖然在東亞地區名列前茅，但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是全球最高。

由此可見，韓國大財閥不僅滲入韓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也掌控年輕人的社會價值觀，同時在韓國威權式的政商關係下，也操控了政府。

戰後韓國大財閥的崛起，其實就是一部韓國的政商關係史。1971年，朴正熙總統在鞏固政權之後，決定發展重化工業，做為提升韓國經濟的政策主要方向，而在發展重化工業政策下，最重要的便是扶植特定的企業，政府除了挹注龐大資金之外，也給予壟斷性的特許產業，讓它們的規模能夠快速成長。

舉例來說，在1960年代，韓國的現代集團還只是一家不到百人的小型企業，但因為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的父親，是當時朴正熙總統在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師，靠著這樣特殊的學緣關係，現代集團不僅得到韓國政府的大力協助，還獲得汽車製造業及鋼鐵業等壟斷性產業的生產權，使得現代集團能夠快速成長為韓國前五大財閥。

韓國的大財閥還有另一項特色，那就是全由單一家族所控制，這與西方企業大多是專業經理人管理有相當大的不同。例如，三星集團由李秉喆所創，而在李秉喆於1987年過世之後，便由其三子李健熙擔任會長。採取家族式管理的大財閥，亦有助於在不受法律規範下提供巨額政治資金給總統，以鞏固企業版圖於不墜。因此，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便將韓國總統與大財閥之間的親密關係，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ism capitalism）。

在歷任韓國總統的刻意扶植下，目前韓國前三十大財閥，其總產值已占全國GDP的75％，其中韓國規模最大的財閥三星集團，其在2014年的總產值，更高達全國GDP的20％。換句話說，在韓國每5塊錢的產值當中，就有1塊錢是由三星集團所貢獻，相對於台灣最大民營企業台積電，其產值約只占台灣GDP1.2％，可見在極度的依賴下，韓國財閥的規模早已大到不能倒。

在韓國，三星的權力有多大呢？曾經任職三星集團法務長的金勇澈，在2007年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三星內幕》（中譯本2013年出版）。他在書中揭發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涉嫌賄賂司法人員，及提供非法政治獻金醜聞的內幕。書中透露李健熙時常命令三星的高層人員，拿著一疊疊的現金去賄賂不同層面的人，包含記者、報社、警察、法官、議員，及總統身邊的要人，以為自己建立最廣、最穩固的人脈網絡。

當面對這些違法事件的調查時，三星集團方面根本不把司法體系放在眼裡，甚至囂張地在外國媒體及大批官員面前，把前來公司調查的官員擋在門外，等到所有文件銷毀之後才放行。而三星集團的這些惡行惡狀，不但韓國媒體不敢報導，檢察官不敢查，法官更不敢判刑，最後，還要勞駕總統親自出面，以特赦三星高層的方式了結事件。難怪金勇澈在書中最後說道：「現在的韓國，早已不是民主共和國，而是三星共和國！」

從韓國看台灣，當大家羨慕韓國以自由貿易協定對外開疆拓土時，大家似乎只看到亮麗的數字，及冰冷的GDP表現，忽視韓國人其實在這過程當中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以及所失去的幸福感。從韓國的例證，我們真要捫心自問，台灣，真的需要一個「三星共和國」嗎？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