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給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帖藥

毫無疑問，中國從美國所建立的世界體系中獲益良多。事實上，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1972年訪華之旅後，打開了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的大門。

尼克森訪華後的20年裡，中美關係大體上處於蜜月期。經濟方面，美國不但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還容忍中國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上的重商主義做法（又稱商業本位，強調積累金銀貨幣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尤其是雙軌制匯率（一個被高估的官方人民幣匯率和一個由外資及內資企業在外匯調劑市場確定的市場匯率。）。20世紀90年代，雙邊經濟關係繼續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代表美國對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支持達到了最高峰。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出口額漲了五倍。

當然，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欠缺，傷害了中美關係（這一缺陷妨礙了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將新技術推廣到中國，對中國企業造成的傷害可能更甚於美國企業）。中國國營企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政府對技術「國企巨頭」（national champion，擁有特權地位、幾乎肯定會濫用政府資金的公司）的支持，也損害了中美關係。

但這些缺陷並非如今全球失衡的根源，匯率問題亦然。先說匯率。在一戰爆發前的一百年中，英國一直維持著經常項目盈餘，美國在1900～1980年亦是如此。但顯然，這兩個國家都不是通過操縱匯率達到這一成就的。

此外，二戰後的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在快速成長期均存在經常項目盈餘。這與美國經濟學家的傳統認知相反，也就是「快速成長國應該以負債來換取將來在世界經濟中的更大比重」。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GDP成長率與一國經常項目狀況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與成長率極低的國家相比，成長率較高的國家應該舉債。但若一國經濟成長率繼續增加，其儲蓄率將以快於投資率的速度增長，因此更有可能產生經常項目盈餘。

對於中國這樣的「趕超」國家，快速成長通常伴隨著活躍的結構性變化，促使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這增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盈餘。

中國的匯率政策之所以有問題，不在於它刺激出口，而在於它迫使中國積累了數量巨大但毫無必要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不願人民幣快速升值，可能是因為想要徹底預防不可預知的大幅波動，特別是在其準備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時候。

中國經濟受到結構性問題的妨礙，而美國也面臨類似的挑戰。坦白講，有一點一直讓我感覺很詫異，那就是美國經濟學家不願意討論引起當前危機、並阻礙美國復甦的結構性問題。似乎大部分美國經濟學家都認為，危機的原因是貨幣政策失當和金融部門監管過鬆；一些人甚至指責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儲蓄引起了危機。

這也許是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危機的爆發自有其深層根源——美國資本主義。的確，這一模式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但它也造成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比如，為了維持高水平創新，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在成熟經濟體中是最靈活的。但這並不是沒有成本的。公司為了轉向新產品而砍掉整個部門的科學家稀鬆平常，這不僅傷害了人力資本，也有損於人民生活。此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意味著對立的勞動關係，這一點在與北歐國家作比較時最為明顯。北歐國家的創新性不及美國，但經濟和社會更具韌性。

與此同時，美國資本主義皇冠上的明珠——金融部門──引發了危機，並在惡化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除了石油出口國，那些經常項目盈餘國家，如中國、德國和日本的製造業部門，都比金融部門相對更強，而在存在外部赤字的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情況正好相反。

最後，美國的全球霸權既可以說是優勢，卻也可以說是詛咒。60％的世界貿易用美元結算，美國的軍事實力世界最強，這使得美國成為全球投資者的安全港。但是，大量資本流入不但拉低了借貸成本，也導致了經常項目赤字：低資本成本刺激了資產價格，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促使美國人的消費超過收入。

如今美國政客和學界所討論和採取的政策——量化寬鬆、財政刺激、政府赤字削減——都是治療深層問題的藥方。作為邁向復甦的第一步，美國必須採取大手筆金融部門改革。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金融資本主義（編按：大銀行集團從社會的金融中介變成「萬能的壟斷者」）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換句話說，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終點。

列寧的分析也許是錯誤的，但如今，我們知道，他的結論是正確的，只是正確的原因是另外一個：金融資本主義迫使一國走向難以持續的負債。不幸的是，美國金融改革還遠遠不夠。

30年來，「改革」一直是中美關係當中，中國端所發出的聲音。我們希望，美國也能喜歡「改革」一詞。

作者簡介_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