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時,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我剛播完新聞下來,一邊整理稿子,一邊從臉書訊息上,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有人在北京,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 218 張照片、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

這些,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坐在教室的那幾年,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還分不出來誰是誰,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

生活際遇不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 30 世代年輕人。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

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足跡走得更遠:19 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22 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email 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 YouTube 連結;在《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我們便迫不及待用 Kindle 電子閱讀器看英文版的《Eat, Pray, Love》;在風行網上搜尋《The Voice》《紙牌屋》和《中國好聲音》;如果有幾分閒錢,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從峇里島按摩、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等,都在願望清單。

我們說台語、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我們瘋的周杰倫在 R&B 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在英國BBC 作了專訪,被譽為「華人披頭四」—快要 30 歲,我們的世代,靈活而不斷游移,快速多變,追求自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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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幾歲的十年,我們能動力強,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轉換生活的城市,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改變專業跑道,改變情人……在還是 20 幾歲的時候,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因為成本不高,報酬卻很豐厚。只是,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盤據心思的念頭,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野心、熱望,轉變成一個又一個,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

「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很灰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產業衰退狀況嚴重,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

「煩惱事業和感情,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

「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

「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無法結婚。」

「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的朋友,繞了一圈,說來說去,在快要逼近 30 歲的此時此刻,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

我又想到了,剛剛播到的新聞,2015 的 6 月台灣的失業率為 3.71%,15 年來同月最高,而薪資水準,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回到了民國 87 年的水準:剛好,那一年,我們國小快畢業,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當時的我們,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會這麼嚴峻嗎?

這跟在新加坡、在北京、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在北京,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那個北大學生,百分百相信自己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這個夢想,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 700 萬名畢業生,這當中,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百度、Amazon 或是 Google?

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最新「保障房」的規畫,讓家庭月入在1000 新元(約 24,000 新台幣)左右的上班族,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我們聽不太到「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所以乾脆留在家」的案例。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台灣呢?

而的確,台灣 30 世代,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所以我們留學、交換、外派,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殊不知,生活在台灣時,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這一瞬間,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另一瞬間,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生活永遠在他方。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裡頭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兩邊的人,都不快樂。矛盾互相傾軋,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感覺」、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30 歲的我們,太多問號,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轉而追求小確幸。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康熙來了》,或是咖啡的溫度,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不敢言說,這個代價是:30 歲的我們,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沒有前後文,也沒有對照組;代價是,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逐漸顯得輕薄、散漫而失重。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心理焦躁感越大,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惡性循環,雪球越滾越髒。當想及,現在 30 世代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如果再去比較,在新加坡、曼谷、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樣年紀,卻帶著他們的篤定、樂觀、和信心繼續成長,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我們憂心哀愁。

但同一時間,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不是「台灣vs.世界」的兩極,而是「把世界帶來台灣,並從台灣看到世界」。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都做了許多努力—有 20 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Monocle》推出的時候,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景色、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