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就像在為孩子洗腦一樣。不准孩子擁有強烈個性,同時也扼殺了擁有創造力的人才。

雖然我也覺得,製造業啟用大量能力持平的員工是不錯的想法,因為要是讓像我一樣的不良員工進駐企業,也是有可能讓整間公司的工作停擺。日本社會大概也是害怕這樣的情形發生,所以刻意培育出大批能力相同的上班族。靠著洗腦教育,讓所有人甘願一生都當個上班族。

但是,現在的世界和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尤其我們的製造業逐漸被其他國家追上,要是我們繼續用洗腦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只會讓我們的孩子變成跟不上世界潮流的落後大人。如果我們不盡快拋棄這種無能的教育體制,日本就只會漸漸成為落後國家。

其實四、五十年前的美國也使用過類似的教育體制。但美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會放眼全世界,並且正視國家體制有僵化的問題。一旦發現問題就會盡快破除陋習,並且從中得到立竿見影的成效。我認為日本真該學習美國這種作風。至於讓日本教育如此麻木的元凶就是大學聯考。日本學校為了升學,只靠偏差值就能將學生分出好壞階級,進而作為考大學的標準。所以我希望日本盡快發起教育改革,並且即刻廢除這種奇怪的升學亂象。

雖然我主張的意見在日本看起來像是邪端異說,但其實許多見識過國外社會的日本人都跟我一樣有相同的想法。例如江崎玲於奈先生,他曾在二、三十年前提出類似的意見。如果當時大家願意把江崎先生的主張聽進去,或許現在日本就不會有如此慘況。可惜的是,目前的日本仍然不肯破除惡習,還繼續將沒有個性的青年投入社會當中。

另外,我曾有過一段和江崎先生的回憶:由於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發的工作上,因此沒有發現到周遭的變遷,就連學界的動向也不是很清楚。我個人也覺得與其將心力放在身邊的事情上,不如專心做好手邊的工作。所以在研討會等各種國際會議上,我整個人都是處於漫不經心的狀態。有人曾邀請我一同研發藍色發光二極體,雖然我也覺得該計畫很有意思,但我還是推辭了這個機會。

1996年時我也因為這種心態,推掉柏林國際半導體物理大會的致詞邀約。奇怪的是,我還是接二連三收到活動邀請。我朋友聽到我這個狀況時,卻對我說:「『你是笨蛋嗎?參加這些會議致詞可以讓你的名聲水漲船高,因為那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才會收到的邀請』。他還跟我說:『趁現在時間還來得及,你應該趕快答應人家的邀請』」。

後來我在這個國際會議中上台演講時,江崎先生正是會議上的司儀。而且江崎先生當時介紹我時還說:「這位是在鄉下小公司憑一己之力認真研究,並且獲得世界級成果的科學家」。他用如此評語介紹我,真的是讓我喜不自勝。

話說回來,像江崎先生如此有成就的諾貝爾獎得主,也一直憂心日本的教育體制會拖垮整個社會的進步。而且他所擔心的亂象,果然也在近年來一一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