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蔣經國當年都不敢見鄧小平！馬英九見習近平，是一場必輸的戰役

1926年，蔣經國跟鄧小平曾經一起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就讀，同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與他們同班的，還有廖承志，也就是國民黨左派大老廖仲愷的兒子。鄧小平在1926年就回中國，在莫斯科一別後，兩人再也沒能見到面，直到1937年，蔣經國回到中國，與鄧小平走上不同的道路。這兩個人最終都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史與發展。

1982年7月24日，時任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以「經國吾弟」開始，倡議國共兩黨「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在信的結尾，廖承志還表示，「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臨諸長輩教益。」最後廖承志還引用魯迅這兩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達「祖國統一大業」的願望。

蔣經國沒回應，但是在紐約的蔣宋美齡應覺得荒謬，所以回了一封公開信給廖承志，開頭是這樣的：「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1985年，根據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見面，鄧小平先問候蔣經國的糖尿病問題，並且表達對台灣未定接班人的憂慮。最後鄧小平開口，希望與蔣經國再次見面，李光耀也同意把這個邀約轉達給蔣經國。然而蔣經國聽聞該邀約後，向李光耀表示，他與共產黨鬥爭多年，深知共產黨不能信任，他有很痛苦的回憶，是以不如不見。兩名領導人就這麼各自凋零，再也沒見過面。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甘迺迪總統所說過的一句話，「我們不恐懼談判，但不在恐懼中談判。」以蔣經國熟知共產黨的想法，他當然知道見面會有什麼樣的危險。在敵大我小的情況下，承認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已寥寥無幾，如未能先站穩立場，見面又何如？只不過讓他國覺得中華民國反共的力道已經不再，他又如何能說服這些跟著父親來台灣的人，共產黨是應該合作的對象，而這合作，又會是誰併吞誰？在恐懼中談判，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又能拿到什麼？

馬英九無法賣台，不是因為他不願意賣台，而是他沒能力賣台，但是他以總統之尊，卻能在宣示性的問題上，讓中國取得分數。一個小時的密會，習近平難道不知道他已經令不出總統府？他要求開除黨籍的人，現在即將取得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排名第一；他親自指稱為共諜的人，現在被國民黨徵召在高雄選立委；他的民意支持度僅剩不到10%，大約就是中國上海一個區不到的人口，連回來台灣選立委大概都不會上。習近平跟這樣的人見面，能起框架作用？能達到統一的目的？

習近平要的，是李後主朝拜宋太祖的意義，他才剛上任一年，不會有急迫感與使命感要立刻統一中國，當然更無足夠的權威對台灣讓步；然而馬英九的政治生命僅剩最後六個月，他希望可以藉由所謂的會面，讓自己的政治地位獲得大幅提升；習近平則是希望利用會面，宣揚台灣與中國在南海問題、統一政策上若合符節，兩人各取所需而已。

然而，馬英九這場豪賭，卻是場必輸無疑的戰役。他不會比蔣經國與蔣宋美齡聰明，卻要做比他們更大膽的事情。兩人密會，消失的兩個小時，將來肯定會被渲染為馬英九與習近平的賣台密約；而中國在會後的記者會，肯定會大肆宣揚兩岸和平與同屬一個中國的概念。馬英九只能像鸚鵡學舌一樣，不斷的強調九二共識，而這個九二共識，當國際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時，就成為中華民國的催命符，只有一中，沒有各表。

南韓的國力遠勝於北韓，然而如果南韓的總統還不願意與北韓總書記見面，其實很難想像，一個弱小實力、沒有民意、毫無共識、即將卸任的跛鴨總統，究竟拿什麼本事框住未來的總統與對岸的中共總書記？而習近平，冒著激怒台灣主流民意的風險，又為什麼願意與這樣的人拍照握手？他真的了解台灣嗎？

凌晨兩點多，許多朋友正在機場抗議，不少學生正在立法院流血，很多群眾正在總統府前被逮捕。而我，竟然想起了蔣宋美齡在回信中所說的四個字：「浩然正氣」。

這四個字，當馬英九嘻皮笑臉的回答記者提問時，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作者簡介_呂秋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