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暑假,台灣共有23所大學調漲學費,招致媒體以「大學不可以再把學生家長當作提款機」為題批評。學費調漲一公佈,新聞上也出現了各種針對大學預算赤字的解套方式。

少數的人認為學費漲價是合理的,畢竟學生應該要為了良好教育付出部分成本,但多數的輿論仍認為高等教育的成本應該要政府來負責,免得讓窮人失去平等受教的機會,進而擴大貧富差別;第三種意見責任是提議產學合作,要大學與企業界合作,由業界負擔起「社會責任」。

看到台灣學費漲價的辯論,也讓我想起荷蘭最近幾年針對教育成本的改革。

在我看來,如何分擔教育成本的辯論是一個充滿政治意義、具有哲學含意與對社會公平有重大影響的討論。

在荷蘭,每一個學生平均必須自己付總教育成本的1/6,另外5/6由政府買帳。

除了學費,荷蘭中央政府還會補貼學生生活費,每一個月約有250歐元的(約新台幣一萬元)「零用錢」。當然,荷蘭物價比台灣高,學生無法完全靠這一萬塊過日子,但是稍微計算一下可以發現,我大學加碩士共5年,荷蘭政府光是投資在我身上的生活助學金就有60萬新台幣。

不過,荷蘭政府助學金的制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這個助學金算是政府「借」給我的,如果我在10年內大學畢業,政府就把「貸款」視為「禮物」。沒能在年限內畢業的人,就要把貸款還給政府。意思是,政府用助學金鼓勵學生認真念書,用經濟的獎勵督促學生不要拖拖拉拉的不畢業。

荷蘭政府之所以願意給每一個大學生這樣的「禮物」,是因為政府認為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國家的競爭力是來自於人力資源,而其他的生產要素相較之下,並非當務之急。

因此,為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荷蘭政府的助學金制度隱含著政府願意把所有納稅人辛苦賺的錢,分給「比較會念書的少數人民」去獲得較高的教育;這樣的做法乍聽之下很不公平,憑什麼讓少數人享受多數資源呢?荷蘭政府的政策邏輯是,大學畢業生因為生產力比較高,未來對社會也會付出比較大的貢獻,這樣的投資最終仍會對整體社會有益。

不過,最近幾年,荷蘭政府也跟所有歐盟國家往右轉,改變整個政治脈絡,對於教育制度以及勞動市場的福利採取比較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其中一個正是「助學金的改革」。在這個改革之下,本來的助學金「禮物」被改成正式的「貸款」,減少了政府投資高等教育學生的金額。

這個轉變的理由是,荷蘭政府現在比較重視念大學對「個人」報酬的影響,認為大學學歷普遍會提升個人的收入,也比較忽略高學歷人才對「國家」的貢獻。在這樣的脈絡下,政府認為從所有納稅人繳的錢分那麼大一部份給少數人群來提升個人收入的優惠是不公平的,而且覺得因為教育算是個人對未來的投資,自己也要付出相對的代價。

我個人一個小小的觀察是:荷蘭政府覺得「學生」要自己投資自己的未來,但是台灣教育機構則認為這是「家長被當成提款機」的問題。這或許代表荷蘭社會把「學生」看成要為自身教育負責的成年人,而具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卻認為滿18歲的學生還是在「家長」監護之下的小孩子,不太可能要求他們自己負責學費的籌措。

要自己承擔對自己未來投資的情況之下,許多批評荷蘭政府的人指出這樣的政策很有可能擴大貧富差距,因為部分的大學申請者口袋不夠深,付不起教育投資的總金額。再加上,如果教育的投資真的太大,批評者認為教育本身就從一種大家具有的「權力」變成少數人的「特權」。

荷蘭在助學金制度改革上的辯論,讀者可以看出來政策論述跟台灣學費漲價有一些相似之處。當然,助學金改革或學費漲價是否代表就是把「學生家長當作提款機」、加重學生的「貸款」、增加「貧富差距」、甚至把教育變成「菁英的特權」?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更細緻的政策論述,也必須了解教育預算的細節,而不是單從「學費漲價1.5%至3.5%」這樣簡單的數字來判斷,畢竟教育對於國家及社會,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其中所蘊含的政治意義、哲學以及對社會正義的意涵,都需要更深層的分析及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