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小孩先吃了棉花糖...棉花糖實驗之父教你「意志與耐力」都可以後天培養

棉花糖實驗讓我們看到孩子們如何延宕滿足，以抵抗誘惑，並且這種能力差距又會在未來一生中扮演何種角色。但選擇本身來說又是如何呢？

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讀研究所時，就開始想這個問題了；當時有一年夏天，我住在千里達南端的小村落，那裡的居民都是非洲裔或東印度血統，他們的祖先當年來到此地，都是奴隸或受召募而來的僕人佣婦。兩個族群在此和平共處，隔著漫長的泥土路散居兩旁。

後來我漸漸熟識一些村民以後，覺得他們的生活狀況非常有意思。我發現他們常常數落另一種族的不是。東印度人認為非洲裔鄰居脾氣衝動，只活在當下，又喜歡享樂，成天只想過好日子，卻從不計畫、思考未來。而非洲裔居民則認為東印度鄰居永遠都在工作，好像是未來的奴隸一樣，賺了錢就往床底下塞，完全不懂得享受人生。

他們的描述讓我想起伊索寓言裡頭的蚱蜢和螞蟻。既懶惰又喜歡享樂的蚱蜢四處蹦蹦跳跳，在夏日陽光下快樂地唱歌，到處找樂子，而螞蟻則是四處奔走，尋找食物，貯存起來好過冬。蚱蜢就像是沉迷於熱系統的歡樂，而螞蟻則是為了日後生存而延宕滿足。

這條分隔村中兩大族群的道路，是否也把自我放縱的蚱蜢和辛勤工作、照顧未來的螞蟻分隔開了呢？為了檢驗這個族群差異的觀感是否真確，我走過長長的泥土路，來到當地的學校，那裡的學生包含了兩大族群。這所學校還是以英國殖民政府的教育制度在運作，孩子們都穿著白襯衫或短洋裝。一切看起來都顯得整潔、正確而有秩序，孩子們雙手合握，靜靜等待老師來上課。

老師把我迎進教室，我會在這裡測試一些11歲至14歲的男孩和女孩。我詢問那些住在家裡的孩子，衡量他們對於「信守承諾」的看法，評估他們的成就動機、社會責任和智商。在每個會談的最後，我會提供小點心讓他們做選擇：可以現在領走一小塊巧克力；或者願意等到下週，會有更大塊的巧克力。而在會談時，他們也可以選擇現在就拿10塊錢，或者一個月以後可以拿30塊錢，還有「以後的一件大禮物，或者現在的一份小禮物」。

最常選擇較小獎勵的千里達青少年，相對於選擇較大者，通常都是那些最愛惹麻煩的孩子，以當時的說法可稱之為「少年犯」。他們一向被視為對社會缺乏責任感，跟當局和警方時有嚴重齟齬。在成就動機的標準測驗中，他們的得分也很低，對於自己未來的目標往往沒什麼企圖心。

信任

跟我聽到的類型看法一致，非洲裔的千里達孩子通常喜愛即刻獎勵，而東印度家庭的孩子更常選擇延宕獎勵。但這裡頭肯定還有更多玄機。

千里達的非洲裔家庭，父親常常是缺席的那一位；但這種狀況在東印度家庭則極少，也許，這些來自沒有父親的家庭的孩子們，對於「信守承諾」這件事比較沒有經驗。若是如此，他們也許是因為不信任我這個陌生人，不相信我以後還會再回來發放延宕的獎勵。如果不相信「後來」的承諾會兌現，實在也沒什麼理由要他們放棄「現在」的獎勵。果然在我比較兩個族群中都有父親的家庭時，這種差異就消失了。

有許多人從小就生活在缺乏信任與信賴的環境，延宕獎勵這種事只是嘴巴說說而已，認真你就輸了。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等待變得毫無意義，還是馬上抓住眼前的利益比較重要。

要是學齡前兒童曾受過言而無信的欺騙，那麼他們寧可選擇現在的一顆棉花，不願意等待以後的兩顆，也就不會讓人太意外了。這些符合常識的預期早就被實驗所證實，要是我們不相信延宕獎勵會實現，那麼選擇不等待正是合理的行為。

我離開千里達幾年後，還沒開始棉花糖實驗之前，先在哈佛大學任教，繼續在劍橋和波士頓研究兒童和青少年的這種選擇。對於正在哈佛大學的社會關係系研究延宕滿足和自我控制來說，1960年真是非常奇特的一年。

當時在校任教的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去了墨西哥旅行發現「神奇蘑菇」（magic mushrooms），就拿它來製造幻覺和心境改造的經驗；而且對象不只是他自己，還包括學校的學生。在迷幻藥「LSD」的幫助下，「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的時代也開始了。

正當這個世界似乎失去自我控制的時候，似乎也正好是研究自我控制的好時機。卡羅．吉利根（Carol Gilligan）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我跟她一起進行一項新研究，測試波士頓地區兩所公立學校的六年級男生。我們想知道那些選擇延宕滿足而抗拒即刻獎勵的孩子，是不是比亞當和夏娃更有能耐，能夠抵抗強烈誘惑。不過對於12歲的波士頓小男孩來說，必須找到比蘋果更誘人的東西才能進行測試。

在他們教室的第一階段，男孩要完成多項任務，然後我們提供一些獎勵作為答謝，他們要選擇現在的小禮物或以後的大禮物，跟在千里達做的差不多。我們想知道，他們在強大誘惑的新環境下，是不是還會選擇未來的大禮而捨棄現拿小禮物。

那些在第一階段中傾向延宕滿足的孩子，是否在不同環境中也比較不會屈服於強烈誘惑──那個誘惑，就是只有作弊才會贏的狀況。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在那個學期又開始另一項看似跟前述測試無關實驗，這次是找孩子來測試遊戲技能，一次測試一位。表面上來看，這個遊戲的目的是要看每個男孩多快就學會用「雷射槍」摧毀一架火箭，它在對抗前蘇聯的太空競賽中壞了（在當時是件大新聞）。

我們在木板上安裝一把漆成銀色、很大的玩具雷射槍，瞄準那架高速「火箭」目標。目標上頭有五顆亮燈，做為每次射擊的評分。根據射擊成績，我們會頒授三種金光閃閃的徽章（射擊手、狙擊手和神槍手）作為獎賞。這些1960年代的雷射槍玩具，現在孩子大概會說是博物館級的老古董吧；不過對當時的12歲男孩來說，可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假裝那架火箭已經壞了，必須摧毀。」卡羅說：「各位要是打得準，我會頒給你射擊手的徽章；如果成績比射擊手還好，就頒給狙擊手徽章；要是打得比射擊手、狙擊手都還要好，最厲害的就頒給神槍手徽章。」

這些男孩不知道計分只是隨機亮燈，分數根本與他們的射擊技能無關，而且按照實驗設定，他們的分數都不可能獲得獎章──除非他們作弊，謊報分數。如果想得到更高級的獎章，就只能謊報更高的分數。

孩子們是在房間裡自己玩射擊、自己評分，包括他們作弊的時間和數量也都被記錄下來。結果我們在千里達看到的「少年犯」選擇即刻小獎勵的模式，也在波士頓出現了。那些在之前測試中持續選擇延宕大獎勵的孩子，作弊情況比那些選擇即刻小獎勵的孩子要少得多。並且那些選擇延宕獎勵的孩子，如果也作弊謊報分數，其發生的時間點會更為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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