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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為什麼亞洲人朋友很多,歐洲人朋友卻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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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心靈成長

褚士瑩:為什麼亞洲人朋友很多,歐洲人朋友卻很少?

褚士瑩:為什麼亞洲人朋友很多,歐洲人朋友卻很少?
eflon@flickr, CC BY 2.0
撰文者:褚士瑩

如果我問「你有幾個朋友?」你會怎麼回答?

臉書上的朋友都是朋友嗎?那麼LINE上的呢?

我常常跟剛認識的德國朋友開玩笑,
「信不信?我可以一猜就知道你有幾個好朋友。」
「怎麼可能?」他們完全不相信。
「你有3個好朋友。」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德國人覺得這簡直是太神奇了。
「因為你們德國人,每個人都不多不少,剛好有3個朋友啊!」我總是笑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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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國朋友一開始聽到這種說法,都會覺得我胡說八道,但是仔細算算,才發現他們真正的好朋友,的確就是不多不少,剛好3個。

因為務實的德國人,要開一台車出去玩,4個人剛好。

一起吃飯,一桌4個人剛好,不多不少,可以聊天深談,又不會無聊。除非其中一個人搬到外地,或是不幸去世,否則德國成年人不會去交新的好朋友,「我已經有好朋友了啊!」

這是為什麼許多成年以後才搬到歐洲居住的外國人,覺得歐洲人的交友「小圈圈」很難打入,因為很可能在你們相遇之前,3個好朋友的缺都已經「額滿」了,如果要加入,不能只跟其中一個人成為好朋友,還要能夠跟其他2個好朋友,也成為一輩子好朋友的打算才行,所以成年以後,歐洲人整個擇友過程很像層層的工作面試,不,應該說更像重重過關的選秀節目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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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有一回問正在芬蘭唸書的台灣媳婦李玉惠:「定居在芬蘭,你看到芬蘭人的人際關係與家庭關係,跟台灣人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芬蘭人是慢熟的,人際關係亦是如此。」她想了想說。「芬蘭家庭關係,目前我所接觸過的芬蘭家庭都是很有愛、很密切,但是家人之間卻沒有強烈的依賴感。芬蘭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獨立自主,大概18歲之後,很多芬蘭年輕人都會搬出去住,讀書工作養活自己。芬蘭家人之間什麼都談,不避諱說出自己的難處。這和台灣家庭關係很不一樣,台灣家人之間都太過在意對方的看法。父母太過於保護孩子,孩子太依賴父母。

實際上,父母跟成年已經有工作的子女一起出去吃飯,也會各付各的。朋友之間一起出去酒吧喝酒,也一定是各自點酒、各自買單。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酒品牌不同,價格不同,喝的速度也不同,幫別人出酒錢,是完全不公平的事啊!」我的芬蘭朋友說。

「就算你跟你的父親去酒吧喝酒,也是各付各的嗎?」我問。

「那還用說!」

確實如此,台灣對芬蘭的興趣,與其說在教育改革,還不如說是人際關係之間的省思,這一點只要從坊間跟芬蘭相關的中文出版品,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像李玉惠說的:「很多台灣人到芬蘭後,還是會把在台灣待人處事的習慣帶來這裡,有時看似和睦,但有時卻較勁意味十足,不過還是有真誠相待、人情味的台灣人。這世上,就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常勸一些在芬蘭的台灣人,不要太過在意。」

「台灣人跟芬蘭人在芬蘭的人際關係,或許是受到這裡的教育文化背景的影響,或是生活上的衝擊,久而久之,有些在芬蘭的台灣人在思想上和芬蘭人越來越相近,習慣相近後,當然摩擦也就變少。大多芬蘭人對台灣人是友善友好的,也會平等的對待台灣人。在這裡要學會真誠待人,芬蘭人不做表面關係的。」

「妳的觀察,一般芬蘭人身邊有幾個好朋友?」我又接著問。

「這要看每個芬蘭人的個性,我見過身邊較活潑積極的芬蘭人,朋友很多,活動很多。也遇過身邊只有一到兩位好友的芬蘭人,用5支手指頭來算都夠用。不過,芬蘭人所謂的知心好友,那還真的不多,平均2到3位而已。」

表面上好像亞洲人朋友五湖四海,歐洲人則孤僻、朋友很少。但是仔細想想,我們的朋友夠不夠深?夠不夠全面?每個朋友都有特定的時空條件,有些可以聊戀愛,但是不適合談工作;有些可以逛街購物,但是經濟有困難時不能借錢;有些人家可以借住,但是個性很難相處。對於我們來說,這些都可以是朋友。

我們有很多朋友。但是在許多歐洲人的眼中,這些只有一部分可以交往的人,根本就不是好朋友。

我可以想像芬蘭人在傾聽了你聊天之後,一針見血的說:「你根本就沒有朋友。」

然後你一氣之下就跟他絕交了。但是他可能比你任何朋友,都還要了解你,而且他說了實話。

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開始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著手在當地成立一個以哲學思考為主的兒童繪本出版社。

回台灣時,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1份工作11種視野」等近5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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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開始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著手在當地成立一個以哲學思考為主的兒童繪本出版社。

回台灣時,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1份工作11種視野」等近5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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