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怪老人不交棒！社會聽不見40歲以下人的聲音，是因為...

意見領袖們在媒體上語重心長，年輕的鄉民則在網路上反唇相譏，似乎已經變成台灣例行性上演的連續劇。

個別的事件，誰說得有理，我們當然不可能逐一評述。真正勾引我的好奇心的是，為何不是倒過來呢？在媒體上，為何我們不太看得到年輕鄉民的觀點，能代表年輕人觀點的又是誰？畢竟，台灣的消費市場總是特別鍾愛年輕族群，為何媒體的言論市場卻是個例外？

在課堂上我經常會問學生，能不能想得起來任何一個名字，40歲以下、是某個專業領域的頂尖人物，同時也是廣為公眾所知的意見領袖？

通常這樣的問題，只能換來一片靜默。以文學來說，70歲以上的， 我們可以輕易舉出王文興、白先勇、黃春明、楊牧、鄭愁予...等名氣響噹噹的大作家，60歲以上的一樣也不難，50歲以上的至少也還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40歲以上的就有點難度了，連駱以軍這樣的大作家，都很難說是有絕對的公眾知名度。

40歲以下的呢？大家可能只說得出九把刀，但是九把刀的名聲，主要也不是來自於他的文學作品。

大師不再的時代

這個現象造就了另外一個獨特的現象：還在世的這群社會菁英、意見領袖，年紀越大的，發言時間就越長，佔據公共舞台的年份就越久，在很多領域，擁有發言權力的和20年前大體上是同一批人。

對於這種現象，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些年紀偏大的人還霸佔著舞台，不利年輕人出頭，他們應該儘早交棒。但這是相當偏頗的觀點，任何年紀的人都可以、也應該在他們的崗位上努力，直到他不想或不能為止， 至於媒體或是社會機構給了誰發言的空間，這並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事。

但在另一方面，掌握發言權力的人據此就說，我們當年在你這年紀時就已如何如何，進而推論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解釋，卻也同樣無法使人信服。因為，這是個只從表象「看圖說故事」的結果論觀點。

五、六十歲以上的這一代人握有發言權的時間特別長，關鍵原因是他們是可以講「大話」(grand narratives)的最後一代。像我念的管理學領域，許士軍、司徒達賢教授是人人都聽過的大師，什麼管理問題去問他們都不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這年頭，如果有年輕管理學者膽敢宣稱管理領域他什麼都懂，估計會被當成詐騙集團成員的機會還高過管理大師。

這個時代，我們有行銷專家、財務專家、資管專家、人管專家或是創新專家，我們有平衡計分卡專家、六個標準差專家、企業E化專家或是公司治理專家。但是，我們不再有管理大師。

「僅存權威」的過渡

媒體的高度分眾化也是重要原因。過去，你只要贏得兩大報文學獎， 經常在中時、聯合副刊發表文章，你在台灣文壇也差不多就是個咖了，現在你完成一樣的工作，多半大家還是不知道你是誰；過去，管理學者只要在台大、政大教書，《天下雜誌》願意邀請他寫專欄，這位學者的江湖地位也差不多可以確定了。但是這年頭，這事已經不那麼確定了，大學教授就算在國際間頗有一點地位，在媒體也筆耕不輟，多數人仍然沒聽過，算是很正常的事。

這世界是這樣地不同了，但如果你是經營媒體的人，你是要找人演講的機構，你是要人代言活動的組織，你是需要意見領袖發聲的揭竿起義者，你是大獎的主辦單位要找評審，這時你會想到誰？

多半你優先想到的不會是那分眾後了的專家，而是那些還碩果僅存的，只有庫存、沒有新品的大師們。

眾聲越喧嘩，媒體與我們的社會建制很弔詭地越仰賴僅存的權威，因為人們的注意力是那樣地有限，而這是抓住有限注意力最簡單的方式。

這樣的過渡，我估計至少還要一、二十年以上的時間，直到我們熟知的大師們徹底退休了，新型態的意見領袖或是新世代的發聲模式才有可能出現。

年輕一代發聲困難，既不是被上一代卡住了，也不是年輕人的表現無甚可觀之處，而是大江大河化成了萬眾分流。

至於，年輕人的聲音是哪一種聲音？他們的聲音又該如何被聽見？在我們的時代，這是一個尚未被有效回答，但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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