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們在媒體上語重心長,年輕的鄉民則在網路上反唇相譏,似乎已經變成台灣例行性上演的連續劇。

個別的事件,誰說得有理,我們當然不可能逐一評述。真正勾引我的好奇心的是,為何不是倒過來呢?在媒體上,為何我們不太看得到年輕鄉民的觀點,能代表年輕人觀點的又是誰?畢竟,台灣的消費市場總是特別鍾愛年輕族群,為何媒體的言論市場卻是個例外?

在課堂上我經常會問學生,能不能想得起來任何一個名字,40歲以下、是某個專業領域的頂尖人物,同時也是廣為公眾所知的意見領袖?

通常這樣的問題,只能換來一片靜默。以文學來說,70歲以上的, 我們可以輕易舉出王文興、白先勇、黃春明、楊牧、鄭愁予...等名氣響噹噹的大作家,60歲以上的一樣也不難,50歲以上的至少也還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40歲以上的就有點難度了,連駱以軍這樣的大作家,都很難說是有絕對的公眾知名度。

40歲以下的呢?大家可能只說得出九把刀,但是九把刀的名聲,主要也不是來自於他的文學作品。

大師不再的時代

這個現象造就了另外一個獨特的現象:還在世的這群社會菁英、意見領袖,年紀越大的,發言時間就越長,佔據公共舞台的年份就越久,在很多領域,擁有發言權力的和20年前大體上是同一批人。

對於這種現象,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些年紀偏大的人還霸佔著舞台,不利年輕人出頭,他們應該儘早交棒。但這是相當偏頗的觀點,任何年紀的人都可以、也應該在他們的崗位上努力,直到他不想或不能為止, 至於媒體或是社會機構給了誰發言的空間,這並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事。

但在另一方面,掌握發言權力的人據此就說,我們當年在你這年紀時就已如何如何,進而推論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解釋,卻也同樣無法使人信服。因為,這是個只從表象「看圖說故事」的結果論觀點。

五、六十歲以上的這一代人握有發言權的時間特別長,關鍵原因是他們是可以講「大話」(grand narratives)的最後一代。像我念的管理學領域,許士軍、司徒達賢教授是人人都聽過的大師,什麼管理問題去問他們都不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這年頭,如果有年輕管理學者膽敢宣稱管理領域他什麼都懂,估計會被當成詐騙集團成員的機會還高過管理大師。

這個時代,我們有行銷專家、財務專家、資管專家、人管專家或是創新專家,我們有平衡計分卡專家、六個標準差專家、企業E化專家或是公司治理專家。但是,我們不再有管理大師。

「僅存權威」的過渡

媒體的高度分眾化也是重要原因。過去,你只要贏得兩大報文學獎, 經常在中時、聯合副刊發表文章,你在台灣文壇也差不多就是個咖了,現在你完成一樣的工作,多半大家還是不知道你是誰;過去,管理學者只要在台大、政大教書,《天下雜誌》願意邀請他寫專欄,這位學者的江湖地位也差不多可以確定了。但是這年頭,這事已經不那麼確定了,大學教授就算在國際間頗有一點地位,在媒體也筆耕不輟,多數人仍然沒聽過,算是很正常的事。

這世界是這樣地不同了,但如果你是經營媒體的人,你是要找人演講的機構,你是要人代言活動的組織,你是需要意見領袖發聲的揭竿起義者,你是大獎的主辦單位要找評審,這時你會想到誰?

多半你優先想到的不會是那分眾後了的專家,而是那些還碩果僅存的,只有庫存、沒有新品的大師們。

眾聲越喧嘩,媒體與我們的社會建制很弔詭地越仰賴僅存的權威,因為人們的注意力是那樣地有限,而這是抓住有限注意力最簡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