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天的紛擾,綜合目前所能看見的所有資訊之後,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的自殺,已大致能確定是為了反對「課綱微調」而進行的「死諫」。這些資訊的流出容或有爭議,但除非再有新的材料,林冠華本人的意志基本上是很清晰地浮現了。

確定了這件事之後,我腦中一直盤旋不去的,是7月21日那天,我受邀到教育部正門前,參加反課綱學生們組織的「蘋果樹論壇」時發表的談話。在演講的後段,我提到幾個國文科忽略的議題面向,包含女性主義、同志文學、階級問題、霸凌與自殺,我認為,如果國文科一直宣稱他們有能力擔負起生命教育和倫理教育的責任,則應該選錄與這些議題有關的文章,提供學生思索的材料。

活動現場,有位記者非常熱心,從頭聽到尾,事後也寫出了很詳實的報導。但我閱讀報導的時候,馬上發現:「自殺」這個議題不見了,新聞呈現出來的,是我談「女性主義、同志文學、階級問題、霸凌」這四個議題。也許只是現場嘈雜,沒有聽清楚;但我直覺感受到的是,這位記者正在用他的善意「保護」我和這個論壇活動,故隱去了「自殺」不寫——因為前四個議題,縱然有人可能反對(比如護家盟),但都還在一般人想像的教育範疇裡。然而,和中學生談「自殺」,在許多師長父母眼中,是比上述議題更加不可觸及的禁忌話題。

這種思維,正是我們的教育思維中,對「死亡」一事不斷迴避的一貫邏輯。教育體系傾向將「自殺」病理化,劃歸給人力短少、功能不彰的輔導室處理,而不是視為每個人生命當中,都可能「過不去」的一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