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福部強推醫療糾紛法還塵埃未定,八仙樂園爆炸事件就發生了,台灣的醫病關係劍拔弩張,我們看到傷者家屬出於對家人的愛,因此對醫護人員的每個小細節,都用放大鏡檢視,甚至在換藥或是病情解釋時,像蒐證般的錄影錄音,這些行為都讓醫護身心俱疲。救人不成還會被告,這種仇醫的態度會不會以後沒有醫生敢幫病人看病?

我想起一個在美國的醫生朋友告訴過我,他在印第安部落當巡迴醫師時,遇到的一件事:

「當時有個小男孩得了C型肝炎,不符合一般會罹患C型肝炎的年齡,我就合理懷疑這孩子有可能遭到性侵,因此開始去進行家訪,發現這個孩子住在狀況很不好的貨櫃屋裡,父親是愛滋病帶原者,我因此向州政府社會局申請調查……作為一個醫生我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但作為一個人,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跟我說這個故事的,是我的好朋友小杰醫師,一個在阿根廷長大的台裔美國醫生。

雖然我不是醫生,但我想我完全理解他說的。

今天我的專業工作範圍是緬甸的NGO工作者,但是如果我在台灣知道有菲律賓漁工需要幫助,我絕對無法原諒自己的嘴中說出「很抱歉,這不在我的業務範圍內」這種話。

因為我們之所以選擇一份工作,其實不是對雇主做出承諾,而是對自己做出承諾。如果無法做出這樣的承諾,或許你入錯行了,因為你沒有真的那麼在乎你在做的事。

半夜的飛機從紐約起飛,要飛往地球另一端的亞洲。許久沒有返鄉回台灣探親的小杰,隨著客艙燈光調暗,也沈沈陷入夢鄉。

就在這時,機艙廣播突然響起:
「各位乘客,很抱歉打擾各位的休息,這是來自座艙長的廣播,請問在座有沒有醫生?我們目前有一位生病的客人緊急需要專業醫療人員……」

從當實習醫生以來,就一天24小時隨時隨地佩戴著呼叫器,連睡覺時候也不例外的小杰,立刻就警醒起來。

這時小杰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忽視,一個是行動。

可以忽視的原因是,現在小杰在飛機上的身份,就是一般旅客,不是醫生。沒有人規定醫生在私人時間也要履行看病的責任,就像下了班的學校老師,並沒有義務要指導路上的他校學生。在法令嚴格的美國,如果選擇介入,出了什麼事,反而要承擔法律責任,吃不完兜著走,搞不好弄到傾家蕩產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此時小杰的腦中,呈現天人交戰。

「全飛機應該不止我一個人是醫生吧?讓別人來好了。」
「萬一病人有什麼三長兩短呢?」
「人生在世,遲早都有一死,只是早一點、晚一點有什麼關係呢?知道自己有病的人選擇搭飛機,這是自己必須承擔的風險,不是嗎?畢竟意外可能發生在任何時候、任何人身上啊!」

但是這些想法都一閃即逝,小杰幾乎反射動作從座位上彈跳起來,立刻快速衝向現場:「我是醫生,讓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