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灣媒體第一次引起注意,應該是2006年代表Google在臺北設立研究中心的時候,那時媒體報導我是臺灣第一個跳級生這件事,也為招募人才的活動增添了一些花絮。

在教育制度上,跳級在國外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但在臺灣則是從民國70年左右才開始。我則是在民國63年的時候,老師讓我先由二年級直升四年級,這是不在制度內的事件。

我有兩個哥哥,二哥在念小學時,因為適應不良,被老師認為很調皮,請母親帶去看心理醫生。臺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做了一些測驗之後,測出他智商156分,而他胡鬧的原因很簡單,純粹是因為上課真的太無聊了。這時醫生問母親:家裡有幾個孩子?全都帶來測一下好了。那時我正要上小學,生理年齡是6歲,測出來的心理年齡是14歲半。換算下來是240分,但是對照表上最高只到166分。

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智力測驗的校準只用了幾千人作樣本,超出樣本之外太遠的數字其實是不準的,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應該只算166分,但是240分聽起來比較聳動,所以在一些媒體的報導上才會出現240分這個數字。

我最後一次正式做智力測驗是考預官的時候,得到的成績是160分。這算是比較正式的數字,柯文哲的157分也是引用預官智力測驗的成績。我有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說柯文哲見到我也要讓我三分,指的就是這三分。

跳級制度是框架,自由發展才能跳出框架

臺灣應該是到1980年代,才開始引入國際通用的智力測驗方法,也就是以韋氏為主,並建構出本土的智力測驗常模,可以轉換原始分數和標準差,得到比較可靠的智商。

但是,智力測驗成績好的學生是不是就該讓他跳級呢?智力測驗其實可以造假,假性資優也是非常可能會出現的,而對真正聰明的學生來說,跳級也不一定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我在大四那年上過一次政論節目,那天談的主題是:「跳級制度是否應該大幅放寬年限?」我只是一個觀眾,不是台上的來賓,但在節目最後得到一個發言機會,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認為跳級制度根本在解決錯誤的問題。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個框架,跳級是從小框框跳到大框框,還是一個框架。重要的是,我們要在框架之外建立一個讓小孩天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

28年後,我上了《爸媽冏很大》這個節目討論跳級制度,還是抱持著同樣的看法。而在跳級制度實施了這麼多年之後,我們也看到了很多負面影響的實例。由於心理成熟的程度在小時候差異很大,貿然進入一個周遭的同學都比你大一歲,甚至年齡差異更大的環境,對小孩子的衝擊是很大的,適應不良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現。不如讓孩子留在熟悉的環境正常地成長,只針對特殊的才能在課外加強培養。

標準答案,流毒無窮

小學四年級時,有次社會課考試出了一題是非題:「蠶絲是嫘祖發明的。」標準答案是「O」,我認為是「X」,理由很簡單:蠶絲是天然的東西,它不會被發明,只會被發現,嫘祖發明了怎麼用蠶絲製作衣服,她並沒有發明蠶絲。可是標準答案就是○。

當時我非常生氣地跟老師吵了起來,吵到後來,老師不屑地說:「你要這兩分,老師可以給你沒有問題!」結果我氣得當場哭了起來。現在回想,這就是標準答案帶來的問題,沒有讓學生去思考各種可能性,只要求把答案死背下來。

有時看到一些文章,描述在臺灣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到海外當了小留學生之後反而大放異彩的故事,心中不禁悵然:有多少人才是這樣被摧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