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在公民課堂上談五權分立時提到,我國憲法規定,我國最高行政首長為行政院長,可是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修憲後副署權又被限縮,在立法權與行政權相互制衡的情況下,總統幾乎不受制衡,可能會發生憲政危機。一個女學生課後跑來跟我說:「老師,你說這些很有道理,但是聽了很難過。」我回答:「對啊,所以你們長大以後只要有機會,一定要想辦法修憲。」

隔年3月,318學運爆發,憲政改革議題立刻浮上檯面。這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每次在課堂上談到目前台灣面臨的難題,我常鼓勵學生說:「等你們長大以後,一定要改變。」我明明很年輕,卻總是用過去我的長輩們跟我說話的語氣,來跟學生說:「等你們長大以後......」。結果,等到我們真的長大後,卻都已習慣被動,習慣因循苟且地,把改變這個責任,交到那些能拿到政治入場券的人,或者,交到下一代手上!這就好像,學生時代的我們明知道學校有些規定不合理,明知道課本裡的某些說法有問題,卻總是被告誡:「等你當長大後當了教育部長再說!」

所以當某天,那個「長大後」才能做的事突然來到眼前,我們感到不知所措。

這學期討論社會學方法論的課堂上,我的博士班老師汪宏倫問我們說:「你們認為,教師是否該在課堂上跟學生討論統獨議題?」當天的讀本來自德國重要的社會思想家韋伯,他曾在一篇演講稿裡指出,教師不該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帶到課堂上,而該把他們帶到可以公開討論的領域去,因為,課堂裡的權力關係讓學生缺乏發言的權力,即使學生不認同老師的說法,也少有機會反駁。更何況,站在講台上時,老師具有某種傳授知識的權威,如果沒有特別提及自己的政治預設,學生會誤將偏見視為真理而接受。

汪宏倫老師問這個問題時,我立刻想到5年前,我在台中的補習班,第一次教到台灣戰後的民主化進程時,我提到野百合學運,提到鄭南榕,接著,在後方錄影的隨班導師走向後排學生,偷偷說:「老師是綠的。」學生驚訝地看著他,他補一句:「淺綠。」

我頓時感覺被冒犯,不是因為我才把人生第一次的總統選票投給馬英九,所以當導師把自認為中間選民的我歸類為「綠的」而感到不舒服,而是因為,我以為,我在課堂上提到這些事件,只是因為我認為這是影響台灣民主化進展至關重要的事件,可是導師卻質疑我的政治目的,好像只要我是站在綠的那邊,我在課堂上提到這些課本上並沒有特別著墨的事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好像當我站在講台上的時候,我不是一個老師,而是一個政客。

318學運發生後,有家長直接到我的粉絲頁上面質疑:「你的學養不差,但我不會讓我的孩子接受你的教學,因為你會在課堂上傳達你的政治立場。」奇怪的是,我只是把318的前因後果跟學生報告,這樣就是傳達政治立場,而其他老師在課堂上批評運動參與者不務正業,不禮貌,就是中立客觀?

我們的學校教育習於把所有的政治議題都化約為道德議題,老師們站在一個道德的高度,告誡學生們管理好自身,而群眾都化身為道德糾察隊,隨時等著揪出那些政客的小辮子,好像一個在私領域裡,有道德瑕疵的人,就失去公領域的政治發言權。

韋伯強調的價值中立,是為了避免研究者為了達到目的而扭曲研究的客觀方法。汪老師最後也在課堂上提醒我們,韋伯提出的這種說法,在納粹崛起時,讓德國的知識份子為了學術上的「中立」而幾乎失去批判政治的立場。

而這會是我們要的教育嗎?

如果現在有人再問我,老師在課堂上是否該談論統獨議題,作為一個社會科老師,我會說:「當然該談」,即使我們不談,那個「不要談論政治」的態度其實也是一種教育,一種把政治當做骯髒事務,無法積極參與社會的,完全與社會科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的「假公民」教育。

但韋伯還是帶給我們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談論公共議題時,老師應該先放下自己的身段,不是以教師與學生之間,這種有權力高低的關係來與學生互動,而該是以一個公民的身分,來與另外一個平等的公民互動。老師應該先「客觀中立」地把所有論述都提出來,並且徹底討論以後,讓學生自行做出判斷而不加以干涉。當老師在表述某種立場時,即使有學生意見不同,也應該要尊重,就像我們在民主之名下,尊重其他公民一樣。

年齡在公共討論的場合裡從來不該是個問題,這才是平等的真諦。所以二二八該談,白色恐怖該談,本省人受難該談,外省人受難也該談,甚至還有原住民,還有留在臺灣的日本人這些行動者都該被描繪出來。歷史的真相從來不該是非此即彼的,而真正好的歷史教育,該把歷史的複雜性呈顯出來,而不是化約成能輕易選邊站的洗腦教育。

最近,高中生對於反黑箱課綱所展現出來的行動能力令我汗顏,當我還留在鍵盤批判的層次,他們已經迅速地組織起來,試圖用自己微小的力量來做出改變。他們沒有聽長輩們說的「等你長大以後」、「等你當教育部長以後」,他們現在、立刻,就要求改變。

回到剛開始的故事,學生說:「老師,你說這些很有道理,但是聽了很難過。」我們難道就只能停留在難過嗎?我們只要「難過」就足夠了嗎?

「如果不是我,那是誰?如果不是現在?是何時?」(if not me, who? if not know, when?)這是Emma Watson在聯合國演講的最後兩句話,在黑箱課綱討論地如火如荼的今日台灣,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