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出一個作家的名字,然後跟你說這人一輩子都很窮––光憑這樣的線索,你猜得出這位作家的個性嗎?

要是他曾經入選過國文課本的話,這題就簡單多了:不管怎樣,先猜「安貧樂道」就對了。從陶淵明開始,國文課本裡面的作家多半都窮,而窮人作家沒一個在乎錢,也沒一個會抱怨自己生活辛苦的,彷彿只要吃土就能維生。

這其實是中國文學中「詩,窮而後工」被意識形態化的後果。起先,「詩,窮而後工」只是一個文學史觀察,因為學者發現遭遇困厄的文人,會由於心境上的劇烈轉變,而使他的作品達到其所未有的深度。然而,這句話說多了,卻反過來以其歪斜的邏輯,規範了「作家」的形象,彷彿作家不窮,詩就不會工。所以,一個好作家必然是窮的,而且還要安於窮。它試圖將「作家」塑造成一種和「物質」對立的生物,刻意忽視了作家提筆寫字也是需要消耗熱量的。

於是,在文學史和國文課本的書寫中,膽敢抱怨的作家自然被視為比較次等的,或者整個人被忽略、排除,或者把相關的文字評價為不重要的作品而擱置;經過史家淘選留下來的,就全部都是安貧樂道、曠達而知命的複製人形象,形成一個自我循環。但「安貧樂道」這四個字本身還是稍微露了點餡-如果真的「安」「樂」,那這些人為什麼還要寫作?「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韓愈不是這樣解釋文學創作的衝動嗎?既然「安」「樂」,還有什麼「不得其平」的,可以「鳴」出這傳世作品?

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作家也是人,肚子餓的時候也是會「該」的。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台灣文學史上前幾窮的作家鍾理和。

鍾理和才華洋溢,但命運多舛。日本時代因為家人反對他娶同姓氏的妻子,遠赴日本佔領下的北京結婚、工作,日本投降後,又因為中國接收官員分不清楚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概迫害,而被迫偷渡回到高雄,住在美濃的山區。鍾理和有嚴重的肺病,動過手術之後,有幾根肋骨始終沒有接回來,稍微活動就氣喘吁吁、搬個桌椅就會開始吐血。若要論生活的窘境,古今中外的作家大概也很少到這個地步的。

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寫作無法養活自己」了,而是「什麼工作也做不了,只好寫作看看能不能賺點錢」了。在這樣的苦楚裡,他寫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作《笠山農場》;如果配合上述的脈絡來讀這篇小說,你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說他是「聖者」,因為他竟然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中,寫下悠緩、優美、無一絲火氣的田園敘事。

不過,國文課本不可能選錄那麼長的小說,於是選了一篇〈我的書齋〉。從這篇散文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窮得連間書房都沒有,他自述:「我的書桌是一塊長不及尺、寬約7寸的木板,一端手托著,另一端則架在藤椅的扶手下。」然後坐在院子裡,追著陽光寫作(你可以想像,他甚至沒有辦法常常點燈)。而他是這樣描述自己這根本不成其書房的「書齋」的:「你的書齋也許是明窗淨几,雕金飾玉,也許案頭有一盆古梅,壁間懸有名人的書畫,但比起我面前壯大的山河,深邃悠遠的藍天,阡陌橫斜的田野,就顯得那麼渺小寒酸,俗不可耐。你的書齋也許華貴,而我的則簡樸,但我不愛你的華貴而愛我的簡樸。」

很不錯吧?又一個安貧樂道的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