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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補習班工作之前,我推掉了時薪更高、學生人數更少的幾個家教案子。只因為一個念頭深深地吸引了我:如果要真正理解台灣教育的實景,勢必得把觸角推展到另一個重要的空間——補習班。我於是一頭栽了進去,也常跟朋友戲稱,自己是去「社會大學」進修,薪水被占點便宜也無妨,就當作是進修學費吧。
一年半過去,我很慶幸自己當初的決定,可以站在這麼近的距離,我所見識的許多光景,是過往待在自己的舒適圈中,絕對沒能料見,連想像也不可得的。
3種過勞族群的相逢
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一次晚上,七點半左右,我下樓印考卷。沒想到櫃檯的四張椅子坐滿了人,定睛一看,不是小孩,而是學生的家長,旁邊一位家長抱胸站著。三女兩男,其中有三人的衣著很正式,正式得他們不用張口,釋放的訊息已然充裕:他們剛下班,甫從公司趕來接小孩。他們時而望入教室,時而低頭注視地面。五個家長,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沈默籠罩,其中兩位從口袋中摸出手機來,滑了起來。
我前進一步,脖子一轉,如今我也可以看見教室內的光景了。只見一位年輕的女老師雙手叉腰,一會催促叮嚀:「不要發呆,快點把數學寫完」,轉瞬旋踵低吼,控制秩序:「你們不要再玩耍了,爸媽在外面等,你們是沒有看見嗎?」
話語如子彈一一射出的分秒,她的雙手沒有閑著,左手取來白膠,右手捏緊兩張紙條,垂眼開始黏合。那時我已經不是生手,在補習班的經驗老得足以讓我明白一些事情,包括,那老師手上八成是某位學生的美術勞作,也許年幼的手指不夠靈巧,她只得接手幫忙,讓學生明日去學校好歹不是雙手空空。
幾秒後,那位老師走到一位小男孩面前,先是翻了一下他正在進行的作業本,隨即拿起一旁的聯絡簿掃了一眼,在心中做了一些估算似的,轉身走出教室外,停在一位穿著筆直西裝的父親面前:「小凱爸爸,不好意思讓你等到現在,他現在手邊只剩下一些數學習題還沒寫好,那些題目很簡單,不然這樣子好不好——您先把他帶回家,讓他休息一下,之後他把題目完成,您再花一下下,不用半小時,看一下那些題目寫得怎麼樣,可以嗎?」
那位爸爸抬起頭,跟老師四目相對,自我的角度無法看見那位父親的表情,倒是可以看見那小男孩的五官,他轉過身,特別關心老師與父親的商量,握著自動鉛筆的手鬆開了,眼睛閃著一點點期盼。或許,那位老師是說出他心中的願望,他也想快一些回到家吧。也許是模仿他的父親那般,先倒在沙發上,喘口氣放空一陣子,待時針繞個一圈兩圈,再從書包裡摸出未竟的事項,一一把它們徹底消滅。
父親停頓了半晌,似乎心中也在掙扎,最後他說:「沒有關係,讓他在這裡完成吧,我可以繼續等。再麻煩老師一下了。」
氣氛在剎那間有些凝重,那位女老師的臉上閃過一絲氣惱,但她仍勉力擠出扁扁的聲音「沒有關係,那我會讓他快點完成。」一個轉身,她又走回教室,站在那位小男孩的位置旁,聲音有些尖銳:「你快點把功課完成,不要再休息了,剩幾題數學還要拖這麼久!你到底要讓你爸在外面等多久?」小男孩給老師這樣一罵,臉上侷促,趕緊抓起了方才被冷落的鉛筆,頭兒低垂,故作奮發地繼續做起他的數學題目。
整齣戲幾乎是要人感到哀傷的。這麼倦、這麼不開心的三個人,在這麼小的空間裡,相互折磨,但我想他們也不是有意要使對方如此難受。被日間工作佔據太多心思的父親,沒辦法再去負擔伴著兒子算數學的三十分鐘,只得任由「親職外包」進行的更加徹底;而重擔沒有得到舒緩的安親老師,只得把一部份的情緒遷徙在小男孩身上,而另外一個減輕負擔的方法是,直接「幫」學生處理一部份的作業,如同她手上的勞作。
至於小凱,他最無辜,好歹也上了整天的課,卻連歇會再戰,或者邊玩邊寫的資格也沒有,為了配合父母與安親班的規劃,他必須快馬加鞭,趕緊完成所有的作業。
我詢問過許多安親老師,他們直接或間接地跟我吐露,職業生涯中,一次、兩次實在忙不過身的狀況,她們會「代替」小孩完成部分的作業。有些家長對這種行為很感冒,有些家長倒是不以為意,久而久之,她們也會從家長的反應,在心中做出一定的區分:哪些小孩的作業是可以「代筆」的,哪些小孩的作業非得要他們親自完成。
一位就職近十幾年,抱定主意不生小孩的安親老師,閒聊時帶到她對於這個部分的看法:「從前,偶爾我會想一個尷尬的問題,若我是這些小孩的國中老師,會怎樣看這些小孩呢?會不會覺得他們欠缺自我管理的訓練?一有問題就慣性放棄,想著反正後面有人會接手?想得深一點就是,沒有我這位安親老師在旁邊引導,他們有辦法自己造句、完成一篇文章嗎?只要想到這,心底難免會感到負擔,懷疑自己是不是哪個環節做錯了?但轉念一想,有些家長的態度比我還從容,我又可以釋懷了。」
上述的故事,以及這位安親老師的吐實,倒是與最近臺大社會系藍佩嘉教授發表的〈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一文中的許多敘述,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藍教授在該文中,闡述了親職本身的實作,會隨著父母的資本總量高低(含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資本),呈現出不同的面相。
就我自己的觀察,被送往安親班的小孩,多半來自雙薪家庭,父母均要工作的前提下,市場外包為其主要的教養策略。而他們對於「外包品質」的高低講究與否,又與父母職業的勞動程度有一定的關聯。換言之,很多時候被視為「養而不教」的家長,極可能從事著工時高、工作壓力高卻不見得高薪的職業。相反地,有餘裕頻頻關切小孩在安親班實際狀況,並且適時給予意見的家長,多半擁有一份讓他「可以順遂維持親職」的穩定職業。
過往擔任家教,只是隱約意識到「階級」在親職實作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但在進入補習班,並且隔岸觀察安親班的一舉一動之後,我才確定,階級在親職實作上扮演的角色,遠比過去我所估計得還要重要許多。基於以上的了解,我稍微看懂了十二年國教的改革,為何老是鬧得火燒火燎而不得清淨?至少有一個切入點是,不同階級,基於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總量,在教養實作上存有不小的落差,縱然階級類似,也難謂同質群體,施力方向亦可能有天壤之別,根據藍佩嘉教授的觀察,台灣家長基本上可概分為四大類如下:
依我個人的淺見,藍佩嘉教授該文最大的亮點在於:她清楚地點出了立於不同階級(中產/勞工)、信服不同教養敘事(競爭流動/自然發展)的父母,凝視自身小孩的目光是不同的,期待是有別的,訴諸的方式是殊異的。
而十二年國教就一套制度,幾無可能滿足不同群體的家長對於自身小孩的想像與藍圖規劃。即使如此,十二年國教仍得選個邊站,而在選邊站的同時勢必要得罪某個族群,這大概是所有齟齬的起火點了:政策要往哪個象限偏過去呢?
這儼然是個大哉問。
寫到這,我又禁不住想起文章最初,那個被父親與安親老師互相推來讓去的小凱,照理說,那是他的作業,他照理應該分得一些發言的空間,但顯然地,沒人關切他的想法,他只能提心吊膽地看兩股勢力的斡旋;而在討論國教大勢時,相同的場景持續搬演,多方聲音競逐拮抗,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家長代表一字排開,都到齊了,但學生的聲音,又有誰聽見了呢?
台中人。1989年生。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喜歡鸚鵡。
鸚鵡被關在籠子裡,久了會學會開門,希望有一天,更聰明的人也會學會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