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恨不恨德國人?」我一派輕鬆的問著跟我一起工作的幼稚園老師。來以色列後的某一年,在「猶太大屠殺紀念日」(Holocasust Remmebrance Day)這一天,工作到一半,我突然抬頭丟了這個問題。

同事們一臉吃驚的望著我,好像我吃錯藥了一樣!

「我知道這個問題很蠢,但我還是很想問」我解釋道「我問了很多次,大家總是半開玩笑的跟我說那是歷史了…但我還是不能理解,二戰你們的民族死了那麼多人,你們如何寬恕這個民族?怎麼可能不恨?」

「我恨德國人做什麼?」其中一位同事恢復神智,開始跟我開玩笑。很多人猶太人在面對極嚴肅的議題時,都會用這種半開玩笑的態度面對「猶太人被埃及王奴役那麼久,搞出摩西出紅海的故事,難道我也應該恨埃及人?」

「可是『摩西出紅海』是上千年前的事情,『大屠殺』卻是70年前的事情」我不死心的繼續追問「而且我知道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後裔都有家人死在大屠殺」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以及蘇俄地區共有約800萬的猶太人;二戰死了600百萬人,也就是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所以,要找出沒有家人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應該不是太容易吧?這根本就是民族滅絕了。

「妳看到藍天綠樹嗎?」另一個同事接口,指著幼稚園窗外的景色問我「人生苦短,還有更多美好,更積極的事情要做,不要浪費在無謂的情緒裡。我家曾在集中營待過的爺爺是這樣告訴我的。」

豁達的言論我也聽過很多次,但這個說服不了我。我想要知道猶太人除了習慣性開玩笑或總結性言語之下,更細節,更人性的部份。

「你們還是沒有跟我解釋清楚你們對於德國人的態度,或是,更精確的說,對於納粹的態度。你們算是和解了嗎?」我已經學會了要聽到猶太人的真心話,就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只有這樣他們才會知道你真的認真的想要知道,也才會認真的回答你。

紐倫堡國際法庭公審,情報組織追補,德國政府持續審理案件:正義已被伸張

「首先,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曾經是納粹。」我的朋友看到我這麼的認真,所以也開始正經的回答我。

她說的這一點我非常的清楚,我家在學的小孩從小學一年級就學會這一點,納粹不能代表全部的德國人!

「另外,有關於納粹戰犯,戰後絕大多數都已有報應-當然,還有人在逃,但總體而言,我們可以說正義已被伸張!」

二戰之後,蘇、美、英、法4國指派法官組成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進行審訊,紐倫堡法庭從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對22名納粹首要戰犯進行公審。審判結果12名戰犯絞刑,還有3名被判無期徒刑,4名有期徒刑,3名無罪開釋。

這次審判後來引起歐美社會很多爭議。許多人視這次的審判是「勝利者的報復」。並不是他們不在意納粹對於猶太人做了什麼。而是認為做為戰勝國的法官們來審判戰敗國的屠殺,沒有任何人會要求法官需要公正公平,這樣的審判形式本身很有問題。

因為如此,這次公審過後歐美國家自認已盡了義務,對於公審之前已經逃亡、公審時漏網的人再也沒有興趣追補,甚至是傳出美國在公審名單上放水、德國內部協助納粹份子逃亡南美的消息。

而在這樣狀況之下,以色列成立後,追補這些逃亡人士的工作自然落在以色列特工身上。 以色列特工單位摩蕯德(Mossad)全球長年追補逃亡的納粹戰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是特工單位花費三年時間,組成二十幾人小組,1960年成功地在阿根廷抓獲了當年納粹大屠殺計劃「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主要執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二戰期間,除了德國之外,要將其他各國的猶太人從剝奪他們的身家財產到送入集中營處死,並不是太容易的事。阿道夫艾希曼卻擁有強大規劃能力與執行力,協助希特勒運輸並執行集中營屠殺大量猶太人。當時的猶太人稱他是「納粹屠夫」。阿道夫戰後逃亡到阿根廷,被補之後在以色列受審,並有一百多名受害者出面指證。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終宣判他唯一死刑-絞刑。這也是至今還有死刑的以色列立國唯一一次執行死刑。

戰後七十年後的今日重新檢視,大多數的納粹戰犯都已被繩之以法,而尚未被補的罪犯不是垂垂老去,就是已經死亡。然而除了以色列之外,當初發動戰爭與滅絕猶太人的德國,對於納粹罪犯的審判,至今未停。

其實就在上個星期二(4月21日),奥斯维辛集中營的簿記員奥斯卡·格鲁寧(Oskar Gröning)就在德國北部城市吕納堡(Lüneburg)受審。而奧斯卡已經93歲了。他在庭上說道:「你要說我是謀殺猶太人的同謀也可以,我在道德上有罪,我沒有阻止他們,但我沒有親手殺過任何一個人!」但因為奧斯卡目睹包括毒氣室殺人以及納粹士官槍殺嬰兒的事件,可能會被德國法庭視為「同謀」而被判三到十五年的徒刑。事後70年,德國的政府與社會仍然還在設法釐清這種大屠殺之下集體與個人的責任歸屬。

因為自己國家情治單位的追補,因為德國政府不間斷的調查與審理,絕大多部份的以色列猶太人都覺得「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雖然是遲來的正義,然而正義大致上已被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