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老師的反省：為了教學生愛國，歷史課本可以扭曲史實嗎？

美國所謂的本質其實是由一系列關於英勇祖先的神話所構成。／詹姆斯．鮑德溫

我們在研究歷史時愕然發現，輕描淡寫罪惡或遺忘歪曲的觀念居然一再出現。我們不能記得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喝醉酒，只能記住他是卓越的憲法律師。我們必須忘記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擁有奴隸……只能記住我們認為值得稱頌、發人深省的事。當然，如果不這麼做，歷史就失去激勵人心與示範的價值。歷史描繪完美的人物與崇高的國家，卻沒有呈現事實。／杜布瓦（W.E.B. Dubois）

將我們尊敬的人變成偶像，不僅傷害了他們，也傷害了我們……我們無法領悟，其實我們也做得到。／查爾斯．韋利（Charles V. Willie）

本章的主題是英雄化，亦即把人變成英雄的變質過程（就像鈣化）。我們的教育媒介藉由英雄化的過程，將有血有肉的凡人變成令人欽佩的完美生物，但同時他們也變得沒有矛盾、痛苦，缺乏可信度和人情味。

許多美國歷史教科書裡充斥著傳記式的小品文，用以敘述極富盛名的人物（例如《應許之地》裡介紹歷任美國總統的小品文），以及頗富盛名的人物（例如《自由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Freedom〕以標題為「你知道嗎？」的方塊文，介紹第一個自美國醫學院畢業的女性伊莉莎白．布萊克威爾（Elizabeth Blackwell）；以及《烈日下的詩篇》〔A Raisin in the Sun〕的作者洛藍．韓絲貝莉〔Lorraine Hansberry〕，還有許多其他出名的人物）。

這類的小品文本身是不錯的構想，它們介紹的人物能做為學習的榜樣，證明我們能以多種方式改變世界。它們也提供了介紹布萊克威爾和韓絲貝莉這類人物的空間，教科書裡才不至於通篇充斥著男性白人的政治人物。傳記小品文也敦促我們反思歷史教學的目的：若把發明車棚和改變居家建築空間的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跟簽署了第一個《文官法》（Civil Service Act）的契斯特．亞瑟（Chester A. Arthur）進行比較，誰值得比較多的篇幅？誰對我們今日的影響比較大？又例如，是布萊克威爾的崛起比較戲劇化、還是生來即注定擔任參議員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無論選擇介紹哪些人物必定都有爭議之處，但是教科書除了介紹歷史人物的成就，也應呈現他們獲致成功的歷程。

我們可以對教科書列出的英雄名單一再提出批判，但我關注的倒不是該選擇誰的問題，而是教科書和課堂上是如何介紹這些英雄人物。20世紀的兩位美國人物很適合作為英雄化個案研究的對象：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海倫．凱勒（Helen Keller）。威爾遜無疑是一位重要的總統，也獲得教科書的大篇幅介紹，相較之下，凱勒是沒有推動過任何立法、沒有改變過任何科學學科的歷程、也沒有宣戰過的「小人物」。我調查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一本登出她的照片，大多數的教科書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提到，但是老師們卻喜歡談她，經常採用以她的生平為榜樣的視聽教材或傳記。這些都是為了確保學生記得這兩位歷史人物的事蹟，但學生卻不一定能從中獲益。英雄化嚴重扭曲了凱勒和威爾遜（及許多其他人物）的生平，造成我們無法清晰地思考這些人物。

老師經常以盲聾的凱勒克服身體障礙為實例，鼓勵了許多世代的學童。每個念五年級的學童都知道安．蘇利文（Anne Sullivan）曾在凱勒小時候，把供水幫浦的「水」潑到凱勒的手上；至少有12部電影和教學影片是以凱勒的生平為主題，每部都是老題新拍。麥格羅．希爾出版社（McGraw-Hill）在教學影片中所下的結語是：「海倫．凱倫和安．蘇利文帶給這世界的禮物，是不斷提醒我們周遭世界的奇蹟，以及我們應該感激那些教導我們生命意義的人，因為沒有人不值得被幫助或不能獲得協助，每一個人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協助彼此發揮真正的潛力。」

為了從凱勒的生平汲取出枯燥乏味的座右銘，歷史學家和電影製作人忽視她實際的傳記，把她特別希望我們學習的教訓略去不看。凱勒勇敢地學習說話，但她的聲音卻在歷史中被迫消音，我們無法真正地了解她。

在過去20年間，我問過數百名大學生，看他們對凱勒的生平與事蹟了解多少。他們都知道她是又盲又聾的女孩，大多數記得她有個待她如友的老師蘇利文，以及她學會了讀書寫字，甚至說話。有些人回想起凱勒早期生活中的枝微細節，像是她住在阿拉巴馬州，在遇到蘇利文以前行為乖張、舉止無禮等等。有些學生知道她念到大學畢業，但沒有人知道其後發生的事，對她成年後的生活一無所知。有些學生鼓起勇氣說，凱勒後來成為「公眾人物」或「人道主義者」，或許代表盲聾人士發聲。有的學生問：「她是不是有寫文章？」或是「她好像有演講？」但都只是臆猜，沒有實際的內容。凱勒出生於1880年，在1904年自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畢業，並於1968年過世。她的成年生活長達64年，忽略這過程或僅僅用「人道主義者」一個詞概括一切，就像是避過不談的說謊方式。

事實上，凱勒是一名激進社會主義者。她在1909年加入麻薩諸塞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Massachusetts），甚至早在畢業前就已是社會激進分子，而且她本人特別強調這「並非」因為該學院的教導。俄羅斯革命之後，她歌頌新共產主義國家：「在東方，有一個新星正在興起！在舊秩序歷經苦難後，新秩序誕生，看啊，在東方，人之子已經誕生！前進，同志們，一起前進！向俄羅斯的營火前進！向將至的黎明前進！」凱勒在書房的書桌上掛了一面紅旗。她朝社會主義前的左翼漸進，後來加入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也就是遭威爾遜迫害的工團主義工會。

凱勒基於自身的殘障經驗以及對其他殘障人士的關懷，而獻身社會主義。起初，她致力於簡化盲人使用的字母，但很快發覺單單解決眼盲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她在研究後發現，盲人在人口裡並不是隨機分布，而是集中在低下階層。貧窮的男性比較可能因工業意外或醫療照護不足而失明；成為妓女的貧窮女性，因感染梅毒而失明的風險較高。凱勒由此得知，社會階層制度控制著民眾在生活中的機會，有時甚至可以決定他們能否看得到。她研究的不僅止於書本上的學問：「我造訪壓榨勞力的工廠、製造廠和擁擠的貧民窟。我就算看不到，也聞得到。」

凱勒成為社會主義分子時，已經是世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但她很快變得惡名昭彰，她改信社會主義的舉動也掀起新的媒體風暴，只不過這次是遭到大加撻伐。原本對她的勇氣與智慧大加頌揚的報紙，現在強調她的殘障。專欄作家批評她無法從獨立自主的感官獲得資訊，因而受到提供她資訊的人影響。《布魯克林鷹報》（Brooklyn Eagle）的編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寫到凱勒時說，凱勒的「錯誤來自她在發展上受到明顯的限制。」

凱勒回憶起遇到這位編輯時說：「過去他對我的讚美多到令我羞於提起，如今我公開支持社會主義，他卻提醒我和大眾，我既盲又聾，因此特別容易犯錯。自我遇到他之後的這些年來，我的智慧肯定縮水了。」她繼續說：「噢，荒謬的《布魯克林鷹報》！他們罹患了社會性視障和聽障，他們捍衛的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制度，一個造成許多實際盲聾的制度，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防止的。」

凱勒的晚年大多致力於為美國視障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募款，對於社會需要激進變革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由於她是在歷經辛苦的奮鬥後才學會說話，因此她協助成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為他人的言論自由奮戰。她捐贈100美元給國家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隨款附帶一封支持信函，後刊登於該協會所辦的《危機》（The Crisis）雜誌中─在1920年代以白人的身分來做這件事是相當激進的行為。她在社會主義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每次競選總統時都表示支持，她也就婦女運動、政治和經濟發表評論。她在人生將盡時，曾寫信給美國共產黨領導人伊莉莎白．葛利．弗林，弗林在麥卡錫（McCarthy）時代以「莫須有」罪名入獄。凱勒在信中寫道：「親愛的伊莉莎白，生日快樂！願服務人類的意義，為妳勇敢的心帶來力量與寧靜！」

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凱勒的立場，她對蘇聯的讚美在今日看來也過於天真、令人難堪，對一些人來說甚至是叛國行為。但她「是」一個激進分子的事實卻鮮為美國人所知，只因我們的學校教育與大眾媒體略去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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