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奴性怎麼來的? 高中還要排「班導師」，難怪會聽老闆的話摻假油

「為什麼台灣人對於老闆的指示，即使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總是這麼依從？例如，老闆要會計做假帳，會計就會去做，要員工滲劣油，員工也照做。多數台灣人善良而有正義感，但是卻樂於依順權力犯下罪惡。」黛安不解地問我。

之所以討論到這個課題，是因為我和一位在美國受中學教育的朋友，比較我們中學時期的學習經驗；這個朋友叫黛安。因為工作性質會和跨國專業人士互動，黛安特別有感觸：台灣人對於權威的順從和依賴，遠遠高於她所知道的歐美人民。例如，黛安始終難以理解，為什麼她許多台灣朋友不斷抱怨老闆，就是不會辭職；縱使想法和老闆不一樣，也常常在會議之中悶不吭聲。

中學生若沒有導師，是否將會混亂失序？

我們愈討論愈發現，台灣和美國中學階段學習經驗的不同，長期面對不同的權力模式，似乎嚴重地影響了日後面對權力的直覺、反射、習慣。

原來美國中學階段這六年，是沒有班級、沒有導師的。不僅如此，美國因為從中學（六年級或七年級）開始，就施行選課制，因此每一個科目的老師，都是學生自己挑選的、經過學生本身認同的。

不過一開始，我還很疑惑地和黛安發問：怎麼可能？沒有導師，學生誰來管理、照顧？我再三確認，真的沒有一個老師被分配到30多個學生，管照他們的秩序、整潔、成績表現、未來升學結果。

黛安對我的提問感到可笑：為什麼中學生還需要管理和照顧？中學生自己學習、自我管理，好得很呀！

「如果你們…遇到困難，找誰求助？」

「什麼樣的困難？」

我搔頭。「例如…學習的困難？」「哪科學習有困難，就自己和哪科老師約時間詢問或討論囉。」

「如果是…對未來前途方向有疑惑呢？」

「學校有專業的輔導員(counselor)提供我們人生方向、學習方法、申請學校方面的意見。學生可以自己和輔導員約時間。」

「如果學生成績不理想呢？」

「各科的教學是各專業老師的事，認真學習，是每個學生自己的事，在學校最重要的不是該學習自主嗎？不過，後來美國在「不讓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 這個計畫施行之後，學校也開始挑出學習成果確實不理想的學生，予以鼓勵、督促，與幫助。」

「你們家長會的時候，家長去找哪個老師？」

「家長會的時候，每個科任老師待在他的授課教室，假若某個家長對自己兒女的英文、數學、生物三科學習有疑慮，就去這三科老師的教室，直接找老師討論。和一個老師討論完就可以離開，去找另一個老師談。」

聽完黛安的描述，我呆了半晌。我驚覺台灣中學生這6年，和美國相比，是處在一個多厚重多嚴密的權力被蓋之下。

班級制、排課制，導師制，學生自主性全面壓抑

原來在美國的中學，老師的教育權責會受到學生選擇權力的制衡。無論是選修課程，或是必修課程要選擇老師，老師要取得學生的選擇與認可，才對學生有教育的權責。如果學生打聽發現某個老師教育方式不合理，內容不恰當，學生可以不修他的課。

台灣的學生，國中到高中這六年，一切身不由己，並且被嚴格控管。在排課制之下，課程或老師都是學校排定，沒得選擇。無論喜不喜歡這個科目，服不服氣這個老師，都得上這門課，接受老師的評價和指揮。

原來在美國的中學，出了各科目教室，他們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們不被框限在特定的空間中，空堂就可以運動、讀書、思考，甚至去做實驗。他們不必坐在特定座位，任何課外活動都是自願參加、找朋友組隊報名，而不是被迫以班級單位參加。他們沒有導師替他們決定增加小考、延遲回家，並為他們日後的升學成果或人生成就負責。

而台灣學生，在各科目課程之外的一切時間與行動，還有一個人叫導師來負責管理。決定我們什麼時候下課，督促我們參加以班級為單位的比賽（所以假日要到校練習），督促我們為了人生的前程認真讀書，甚至決定我們的屁股要坐在哪一個座位上，時時刻刻每一天。

不經過這番比較，我們不能理解台灣的中學生比美國多受了多少壓抑。如果老師的教學不合適、不得到學生認同，學生無法透過選擇迴避化解 。也因為無法選擇，所以當老師和學生出現對立時，可能更加嚴重和尖銳，例如出現學生透過媒體、政治來對付老師等現象。整個青少年時代，學生對自己的學習、交友、說話、表達、時間安排，都極少機會發展自主性。

教育是為了學習運用自由，或學習受接受壓抑？

對，就是自主性。大量的台灣學生，小學不可能發展自主性，國中壓抑自主性，高中繼續壓抑自主性，甚至，許多學生下課後繼續補習，甚至上大學之後繼續被大量必修課壓抑自主性。於是，我們發現學生們大學畢業後對人生沒主張沒看法，我們就痛心地指責他們為什麼沒有自主性。

姑且不算大學、兵役歷程，往往繼續加深「順從權威」的經驗，國中與高中這六年，青少年重要的人格發展養成階段之中，學生（特別是其中善良的、自我期許高的）接受了這麼漫長、完整、厚重的服從教育之以，「依順權威」這樣的態度被刻在心底，帶到職場，終其一生反射性地不敢對抗權力、下意識地依順權威，毫不令人意外。

班級制、排課制，導師制，這三件事環環相扣，互相造成彼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件事不僅壓抑學生，也是對老師的折磨與耗損。對各科任老師來說，在《台灣人的穿衣品味這麼差，都怪當年學校犧牲了美術課？》一文中，我討論了無法選課，會使老師無法找到適合、認同他的教學特色的學生。

對導師來說，我認識很有教學熱忱與良知的老師，已經或多或少意識到體制的缺失問題：他們傾注大量心血與力量，讓學生接受現實（失去自由），配合規則（不暴走作亂），運用各種技巧，讓學生比較不痛苦地蹲在牢籠，時時刻刻接受合理或不合理的規範指令－－這適合用以教育僕役與順民，卻不利於教育自主、自立、創造力的自由人。

和黛安深談了美國與台灣中學教育體制的差距，我有一個很深、很深、很深的感觸：

失去自由是犯法作惡應該付出的代價，不該是學習成長必要付出的代價。教育應該是學習如何善用自由，而不是學習如何習慣於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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