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局長到勞工局長,柯文哲遴選政務官的邏輯讓許多支持者大感意外,引發許多爭議。有人說柯文哲變了,怎麼從左派變成右派;有人說柯文哲從來沒變過,因為他一直都是個右派。但這些風風雨雨給我們的啟示與柯文哲這個人本身無關,而是跟台灣的政治結構有關。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

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暗通款曲時,有些人開始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這就是柯文哲出線最大的主因。柯文哲就像最初的民進黨一樣,聚集了所有對政治失望者的支持,於是痛恨國民黨者、痛恨民進黨者都會迅速靠在柯文哲身邊──其中當然包含了太多政治邏輯完全互不相容的人。選舉如夢,執政如現實。不管選舉時能做多少毫無邏輯的美夢,一旦正式執政,就只在諸多選項中做出單一且唯一的選擇。施政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帶、更沒有絲毫任人幻想的空間。

馬英九第一次選上總統時,曾打出「全民總統」的口號,其遴選的初始內閣成員也刻意平衡政黨與性別,但很可惜的並沒有成功。我認為馬英九當時的想法很好,但台灣這種兩大政黨為主的政治結構,加上「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邏輯,讓所有良善的動機最後都無法順利實踐。

第二點,台灣沒有真正的左派,只有極右派跟右派。左派與右派可以用非常多特徵去切分,例如左右派都重視自由,但左派重視的自由是一種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自由,右派則重視經濟上的自由。最為極端的左派或者右派信徒,都不免往極權主義偏移。

影響台灣對於左右派論述的要點之一,在於社會結構的階層。華人文化說穿了,就是「儒家傳統倫理」以及那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逐步擴展到近親、遠親、同族、同鄉,再到社會、國家的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1]。換言之,受儒家影響深刻的台灣人,不可能接受一種沒有親疏遠近、高低差序的社會模式。

台灣人對於陌生人的疏遠,呼應了法蘭西斯福山所指出的「台灣社會信任程度並不高」[2],這就是阻礙左派思想在台灣生根的主要因素。台灣人不信任他人,同時也不信任政府,因此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平均30%以上的稅率──事實上,即使目前台灣平均稅率僅有12%,台灣人都還是覺得相對於政府效能而言,稅賦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