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恨國民黨、仇視民進黨的人都在柯文哲陣營，難怪選誰當局長都被罵

從文化局長到勞工局長，柯文哲遴選政務官的邏輯讓許多支持者大感意外，引發許多爭議。有人說柯文哲變了，怎麼從左派變成右派；有人說柯文哲從來沒變過，因為他一直都是個右派。但這些風風雨雨給我們的啟示與柯文哲這個人本身無關，而是跟台灣的政治結構有關。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

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暗通款曲時，有些人開始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這就是柯文哲出線最大的主因。柯文哲就像最初的民進黨一樣，聚集了所有對政治失望者的支持，於是痛恨國民黨者、痛恨民進黨者都會迅速靠在柯文哲身邊──其中當然包含了太多政治邏輯完全互不相容的人。選舉如夢，執政如現實。不管選舉時能做多少毫無邏輯的美夢，一旦正式執政，就只在諸多選項中做出單一且唯一的選擇。施政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帶、更沒有絲毫任人幻想的空間。

馬英九第一次選上總統時，曾打出「全民總統」的口號，其遴選的初始內閣成員也刻意平衡政黨與性別，但很可惜的並沒有成功。我認為馬英九當時的想法很好，但台灣這種兩大政黨為主的政治結構，加上「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邏輯，讓所有良善的動機最後都無法順利實踐。

第二點，台灣沒有真正的左派，只有極右派跟右派。左派與右派可以用非常多特徵去切分，例如左右派都重視自由，但左派重視的自由是一種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自由，右派則重視經濟上的自由。最為極端的左派或者右派信徒，都不免往極權主義偏移。

影響台灣對於左右派論述的要點之一，在於社會結構的階層。華人文化說穿了，就是「儒家傳統倫理」以及那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逐步擴展到近親、遠親、同族、同鄉，再到社會、國家的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1]。換言之，受儒家影響深刻的台灣人，不可能接受一種沒有親疏遠近、高低差序的社會模式。

台灣人對於陌生人的疏遠，呼應了法蘭西斯福山所指出的「台灣社會信任程度並不高」[2]，這就是阻礙左派思想在台灣生根的主要因素。台灣人不信任他人，同時也不信任政府，因此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平均30%以上的稅率──事實上，即使目前台灣平均稅率僅有12%，台灣人都還是覺得相對於政府效能而言，稅賦過重。

第三點，台灣人依然期待著有個政治英雄能夠拯救世界。台灣的困境以及僵局，來自於中國政經崛起以及台灣失去經濟成長動能，此消彼長之下，台灣人突然發現過去擅長的招數通通變得不管用，於是焦慮了起來，只想尋找出下一個開明專制的蔣經國。然而，台灣人的經濟問題，已經脫離了政府層次。范疇在〈笨蛋！關鍵在「貿易」不在「經濟」〉這篇文章中這麼說：

贊成低稅率這一派，拿出來的都是些「可吸引企業投資」、「可提升人民消費意願」之類的理由，而贊成提高稅率的一派，說的也就是「再不增稅政府就得破產」、「低稅率下政府無法做公共投資」等等。這種經濟學派、理論邏輯層次的辯論，無論對錯、對台灣來講都是沒搔到癢處。甚至可說，不論那派勝出，對台灣的經濟都於事無補。因為，它們頂多影響到經濟活動總量，也就是GDP的層次，而完全無能觸及經濟活動的附加價值部份。

范疇指出的現象，其實就是「台灣已經無法再依靠政治強人拉抬經濟」。台灣的人均GDP已經超過兩萬美金，再也沒有便宜的人力可用，接下來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企業的管理以及創新提升「附加價值」──而這一切，早就不是能憑藉政府大幅使力就可以一蹴可及的結果。

台灣人對執政六年的國民黨政府早就不再失望，因為沒有希望，何來失望之有？但顯然台灣人對於政治新人柯文哲還有所期待，因此才對台北市政府的新團隊組織過程與成員吹毛求疵。最終，台灣人總能學會不對任何執政者有所期待，也許半世紀的民主化過程，就是一段從希望到不抱希望的道路。不論如何，如果台灣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質變，這些苦難永遠不會結束──至少，2014年的大翻盤仍只是皮相上的變革，我們還沒看見真正的改變。

[1] 費孝通 《鄉土中國》（1948年）
[2] 法蘭西斯福山《信任：社會德性與經濟繁榮》1995

作者簡介_Sean 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