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打開新聞,往往可以找著一、兩件如下的事:可能是一個失婚女子上吊,也可能是失業經年的中年男子人把一盆煤炭往房中擺放並且閉上雙眼,或者是一位長期無法融入同儕的青少年墜樓、年邁久病的老翁把過往他潑灑農地的藥劑往嘴裡送......。

媒體報導這些事件,往往得出一個很類似的結論:此人生前飽受精神疾病的困擾。這個認知,讓我們在遺憾的同時,帶著一絲罪惡的安定感:事物終究有了結論。似乎有了精神疾病的背書,就能合理化一個人為何走向自我了斷的道路。這個結論也方便我們畫出一條災難預防的界線:既然我們肯定精神疾病與自毀之間的神秘關連,那麼,想辦法讓自己不要成為精神失常的「那種人」就好了。

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在於,沒有太多可供辨識的客觀徵兆足供參考,十分仰賴醫師個人的認知與判斷,箇中容有大量的灰色地帶。觀察某個人的一連串行止、一段對話、幾張手寫的字稿,十個醫生很可能會產出十個不同的判斷。

這過程跟審判幾乎沒有兩樣,雖有一定的準則可供依循,但並無法避掉裁決者自由心證的空間;而精神疾病診斷所產生的後續效應也如同一紙判決。一個人被診斷為精神病患之後,他的所有舉動,將被解讀為「一個精神病患的行為」,他從事其它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將受到大幅的削弱、質疑。

然而,誰來給「精神正常」下個定義呢?或者,真的可以給「精神正常」下個定義嗎?人的情緒起伏與波動,他感知周圍變化的細緻度,他輸出反應的方式,我們可以規劃出一個光譜來判斷,何為正常,何為不正常嗎?

在此,我想說一則個人的故事。我本身畢業於法律系,大學四年,我日益感受到自己與學科之間的疏離與格格不入。畢業後,我既不想投身律師國家考試,卻也對於自己的下一步四顧茫然。也是在那時,我深刻地體會到亞洲社會對於「就定位」的要求有多麼嚴苛。我們要求一個人,在一定的年紀,得有相對應的表現,因此,「重考」、「延畢」這些字眼多半事涉敏感,因為那多少代表著「此人在他現在的年紀,沒有就定位」。

從「就定位」延伸出來的概念即是「卡位」,尤其是「提早卡位」。我們均希望可以加速一個人「社會化」的進程,趕快進入職場,成為社會的一枚螺絲釘,一個對社會有幫助的人,補足社會所欠缺的勞動力與生產力。

這樣的形容或許不夠具體,舉一個比較切身的例子:澳洲打工旅遊。根據外交部統計,自從2004年澳洲與台簽訂打工度假協定之後,截至2013年底,共有近10萬名台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1]。這當然引起媒體與普羅大眾的注目,許多電視台、報章雜誌紛紛就此作出專題報導,然而,就我觀察,多年下來普羅大眾感興趣的焦點,仍高度集中於「去澳洲打工真的可以存到一桶金嗎?」、「這份經歷,對個人履歷是加分扣分?」、「既然最終仍得回來台灣的就業市場,那出國打工旅遊豈不是在閃躲、延緩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的時間嗎?」

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再次回到「是否在逃避」的叩問,令人不免感傷,亞洲社會判斷一個人的量尺,來自就業市場,以及其他大環境的種種經濟因素考量:收入、年終、失業率、國民年均所得。總之,一個人若沒有在「時間內」,站在他應立足的基礎上,社會上所釋放出來的氛圍不會太友善;這也代表著,相較於一個人他為自己做了什麼,我們更在意他為社會提供了什麼,而他產出的質量是否叫人滿意。

那時,我也一如社會上大多數成員,沒辦法去把這樣的「停擺」轉譯為「沈澱」,一味要求自己趕緊給人生定錨,找出下一階段的重心。幾個月下來,我出現嚴重的失眠、焦慮、食慾大好大壞。考慮了近一個月後,我鼓起勇氣,踏入精神科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