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掌舵壹傳媒長達25年,在這次香港的民主抗爭「雨傘運動」後交出大印。許多人覺得可惜,認為黎智英是當今華人世界最敢對抗權威的媒體人,沒想到仍得對中國這個政治強權低頭;也有人認為黎智英本來就是利益至上的商人,犯不著得罪中國政府,這次不過是藉機退出前線,未來還有運作的空間。我認為以上兩種說法都對,但我更認為,媒體人與商人這兩種面向都還只是表象,黎智英的本質其實是投機者──順應時勢、投其時機,敢狠狠賭一把的趨勢觀察家。

讓我們做個假設。如果黎智英只是因為受到中國壓迫,短期內先從壹傳媒的董事長一職退下,爾後還會伺機再起,那麼這件事情就算是小事。但如果黎智英是因為觀察到了某個重大趨勢轉折,一面趁著這次雨傘運動營造自己自由鬥士的形象,一面順著情勢辭去董座,從此不再回媒體業,那麼問題可就大了。黎智英看出的「重大趨勢轉折」,很可能就是中國將持續強化政治控制力。

中國「政左經右」的發展路線已經持續了十幾年,隨著自由經濟帶來了快速成長,中國社會逐漸產生一種「土豪心態」,不斷依靠物質填補匱乏感與不安全感。然而,物質慾望過度滿足之後還是會帶動精神需求,例如對於知識的熱情,甚至是對自由的渴望。長期而言,「政左經右」這種人格分裂似的平衡一定會崩壞,只是我們都不知道平衡崩壞之後的中國,會往哪個方向走。然而,中國政府顯然並不想看到這種結果。為了制衡影響力日漸增長且無可逆轉的經濟力量,中國政府能選擇的手段只剩下「擴大政治控制力」。

中國政府一定會強化社會控制,最大的關鍵在於:中國經濟成長率已經開始下滑。高度經濟成長會帶來很強的消費信心與企業投資意願,這將抵消很多實質的匱乏以及困境,例如管理能力普遍低落、企業創新不足以及貧富差距擴大;這些問題是歷史上所有政治模式都無法強渡關山的燙手山芋,一個國家的經濟富裕程度,最終還是得回歸到文化素養以及人民的思想基模上。中國意識到了開放經濟是條無法回頭的道路,特別是決定資源流動效率的金融業,一旦更大規模開放之後,政府總有一天會遇到企業反過頭壓制政府的窘況。

要控制人民行為最快的方式,就是控制其言論與思想。這邏輯太過淺顯易懂,以至於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府都這麼做,而且還屢試不爽。身為香港自由派媒體的代表人物,黎智英哪可能不知道自己一定會先被拿來開刀。此時黎智英不只遭遇政治上的變動,就連平面刊物的銷售量也受到內容數位化的沖擊而下滑。中國政經分裂使政府決意擴權是外患,網路時代衝擊實體出版市場是內憂,在雙重趨勢帶動的不利之下,趨勢眼光精準的黎智英此時選擇裸退,並不叫人意外。與其說黎智英是為了中國政府而撤手壹傳媒,倒不如說是這個大時代的趨勢迫使黎智英得另尋樂園。

黎智英辭壹傳媒主席職,對台灣而言有什麼啟示呢?

首先,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暫且不說黎智英被迫離開壹傳媒這種極端模式,當台灣與中國的產業鏈越來越密切的時候,自然會有越來越多企業以及媒體知道不能得罪金主──換言之,經濟的力量本身就會促使企業往利潤走,至於背後的政治價值是什麼,企業往往不在乎、也管不了。我們甚至不用去想像未來會怎樣,光是現在就已經有些台灣媒體相當親中,這以後只會變成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