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到底該到什麼程度？還有該用什麼形式？這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發的問題。這一點，既是美國大選的主軸，也左右著歐洲和新興市場的政治形勢。

除了集中在經濟層面上，對政府角色的爭論之外，許多國家的民眾都在經歷對政治的大規模幻滅，以及民眾和政府之間不斷擴大的距離感。在許多國家，全國大選的參與率不斷下降，新的黨派和運動，例如德國的海盜黨（Pirate Party）和義大利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都反映出人們對當前政府的極度不滿。

在美國，對國會的滿意率已經跌落到了創紀錄的14％。許多美國人，例如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同事凱特茲（Bruce Katz），都相信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給予州和市政府更多的自治，並與私人部門和公民社會建立緊密的伙伴關係。

但這種做法其實也有不足之處。以西班牙為例，對地方政府的過度財政分權，大大削弱了在其他方面的公共財政。

在21世紀的技術進步和全球化背景下，這場全球討論中依然存在著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在討論過程中，依然將治理和公共政策視為民族國家的專屬地盤。如果要讓這場辯論與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相呼應，就應當把焦點集中在治理的四個層面上，並針對各個層面制定出最適合的公共政策職能分配方案。

首先，許多政策——包括對地方基礎設施，土地劃分，對工業生產和訓練的扶助，交通條例以及環境監管的支持——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