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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給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帖藥

中國美國國旗

毫無疑問,中國從美國所建立的世界體系中獲益良多。事實上,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1972年訪華之旅後,打開了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的大門。

尼克森訪華後的20年裡,中美關係大體上處於蜜月期。經濟方面,美國不但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還容忍中國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上的重商主義做法(又稱商業本位,強調積累金銀貨幣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尤其是雙軌制匯率(一個被高估的官方人民幣匯率和一個由外資及內資企業在外匯調劑市場確定的市場匯率。)。20世紀90年代,雙邊經濟關係繼續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代表美國對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支持達到了最高峰。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出口額漲了五倍。

當然,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欠缺,傷害了中美關係(這一缺陷妨礙了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將新技術推廣到中國,對中國企業造成的傷害可能更甚於美國企業)。中國國營企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政府對技術「國企巨頭」(national champion,擁有特權地位、幾乎肯定會濫用政府資金的公司)的支持,也損害了中美關係。

但這些缺陷並非如今全球失衡的根源,匯率問題亦然。先說匯率。在一戰爆發前的一百年中,英國一直維持著經常項目盈餘,美國在1900~1980年亦是如此。但顯然,這兩個國家都不是通過操縱匯率達到這一成就的。

此外,二戰後的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在快速成長期均存在經常項目盈餘。這與美國經濟學家的傳統認知相反,也就是「快速成長國應該以負債來換取將來在世界經濟中的更大比重」。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GDP成長率與一國經常項目狀況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與成長率極低的國家相比,成長率較高的國家應該舉債。但若一國經濟成長率繼續增加,其儲蓄率將以快於投資率的速度增長,因此更有可能產生經常項目盈餘。

對於中國這樣的「趕超」國家,快速成長通常伴隨著活躍的結構性變化,促使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這增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盈餘。

中國的匯率政策之所以有問題,不在於它刺激出口,而在於它迫使中國積累了數量巨大但毫無必要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不願人民幣快速升值,可能是因為想要徹底預防不可預知的大幅波動,特別是在其準備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時候。

中國經濟受到結構性問題的妨礙,而美國也面臨類似的挑戰。坦白講,有一點一直讓我感覺很詫異,那就是美國經濟學家不願意討論引起當前危機、並阻礙美國復甦的結構性問題。似乎大部分美國經濟學家都認為,危機的原因是貨幣政策失當和金融部門監管過鬆;一些人甚至指責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儲蓄引起了危機。

這也許是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危機的爆發自有其深層根源——美國資本主義。的確,這一模式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但它也造成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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